无聊才读书：老朱的博客

星期五从容不迫地如期而至。555的好汉们已经整治好行装，携带上食品、饮水、水果等一应远足的必需品，恭候着白娘子的芳驾光临。时钟准确地指着美东时间上午九点整，这当然就是我们约定的时间。但没有任何动静。大家也都默不作声。我暗想，这帮人毕竟是哈佛学者啊，道行深啊，别看酒酣耳热之际一个个急吼吼滴，现在倒都贼有耐性，搞得来很绅士似的。过了两分钟，接着又过了三分钟，还是一片寂然，偷眼窥看时，众人要么在低头看表，要么在做沉吟状，所谓各自想拳经也。又过了约摸五分钟，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声音，但并不是命运的敲门声，而是一位老兄的手机叫唤起来了。这位其实在MIT访学的来自燕赵的慷慨之士刘兄以高八度的嗓门快速地接完了电话，随即把手机往旅行包里一扔，说：“TMD，白娘子不来了！”众人此时的脸色如何，可想而知。大家咸云这样做是很令人郁闷滴。但此时我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才子曹子建的《洛神赋》。我倒不特别觉得他说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有多出彩，鄙意以为最出彩的是“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这四句。子建兄可真善于欣赏女人，我猜想他一定吃过甄妃之类女士的闭门羹，或给人家放过鸽子，然而他的本事却在于把自己的艳遇未遂升华为华丽的诗句，把自己的挫折经验转化为对于女性难以捉摸特性的由衷赞美。

现在，浪漫之旅要变成狼狈之旅了。盖白娘子，作为一个重要符码，不光意味着对于555的好汉们日常生活的重大缺失的某种想象的补充（抱歉为了表达精确，尤其为了承袭本博文一以贯之的头巾气，我只好牺牲畅达了），而且，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实体，也还具有不可替代的活地图功能。她现在突然的全身而退，对555这批宅男们的踏青事业也就造成了惨重的双重打击。本来，万事俱备，只欠白娘子，但现在却是白娘子欠大家了，我们to be or not to be涅？当然，如同人们遭遇失败时常说的那样，生活还是要继续。事实上，燕人刘兄已经先知先觉地预想了这种尴尬的可能发生，所以他事先准备好了预备方案，也就是我们根据地图一路自行找过去。我们先坐一段地铁，然后就徒步奔赴瓦尔登湖。但由于刘兄临时充任导游，不过属于霸王硬上弓，业务并不熟练，所以，他每过20分钟，都指着地图会告诉我们，从理论上来说，再过20分钟就到了，直到我们最终完全迷失方向，他才不再提及他的20分钟理论。当然如此远距离的乡间跋涉，也不是完全没收获，比如竟然也看到了到处扔垃圾的地方，看到了污染严重的小溪。我有心把这些拍摄下来，打算将来什么场合做见证，但觉得这种想法过于阴暗，不能把自己搞得来像某些一心想出新闻的采访中国的西方记者一样。另一个切身体会是，美国初夏的日头也是很毒的，搞不明白美国佬怎么受得了整天暴晒自己的。我认为对自己的虐待也还是虐待的一种形式。再一个认识是再度发现，在美国，你没车，日子简直是没法过的。在这荒郊野外，根本找不到行人问路，而路边的风景跟我居住的达勒姆基本雷同，绝望的心情是非常容易滋生的。这时候，白娘子当然又变成了高频词，其话语方式采取的总是虚拟语态：“假如白娘子今天来的话……”没奈何，我们只能在一个丁字路口采取扬招的方式，先后拦截了几辆车。这些车主们都很热心指路，但问题是所指方向不一。最后，有一家人进行了热烈而慎重的讨论，并把讨论结果提交给我们，我们才得以寻找到突破口，从一个森林的小径中觅得瓦尔登湖的所在。

同志们！我们终于来到了瓦尔登湖啦！历经千辛万苦，总算到达目的地，但是我们这批中年男性冬烘们，竟然没有一个欢呼雀跃的。话说回来，这个地方还真是一处清净之地，不宜高声喧哗。曾经在这里独居过两年的梭罗，过的也就是以湖为妻，以树为子的寂寞日子。光棍自古而今，代不乏人，但是文人究竟跟别人不同，他能够把这种其实别人不想过的生活提升为只向具有某些特操的逸士高人开放的一种另类选择。瓦尔登湖英文叫“Walden Pond”，“pond”我们通常译为池塘之类，这也说明了该湖的规模不大。它呈狭长形，被重重树荫所掩映。湖水清澈见底，水平如镜。看不到钓徒或帆影，听不到渔歌或桨声，只是偶尔有飞鸟掠过，才会打破这里的宁静。

我以前看过一部恐怖片，记不清是不是《闪灵》，影片中蓝澄澄的湖水晃动起来的时候，那种美丽得令人窒息的诱惑，潜伏着某种杀机。我掬一把湖水，看看倒映在上面的朗朗乾坤清平世界，觉得她实在不过so-so，貌不惊人。所以说，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里的人中之龙，也就是梭罗了。1845年，他单身只影跑到这里，借了人家的斧头，过起了自给自足的前现代自耕农的日子。据他夫子自道，他在湖边造了一栋房子，所有的费用加起来，才28.125美元，而当时在哈佛的住宿费一年需要30美刀（当然即使这个价格于今看来也还是便宜得不可思议）。不过这些费用并不包括地皮的费用，地皮是爱默生借给他的。老实讲，作为一个喜爱清明的逻辑的人来说，我是不大可能酷爱《瓦尔登湖》的。书中东说一句，西说一句，大抵上是人生哲理的说教，只顾自己说得快活，全然不管读者是否跟得上他思维快节奏的急速转换。将自己杂乱无章的心灵独白敷衍成文，以我的孤陋寡闻，19世纪中叶以来，我还没有看到哪一本别的什么书比它取得更大的成功的。但我相信它很难过时，这一方面是作者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我是说至少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而书和书的作者之间是一种互搭梯子的关系，各自借用对方的名气，因为要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樵夫也这样过活是不会有人知晓的，隐士也需大名鼎鼎才成；另一方面，这本书投合了不满于现代性的现代人的浪漫情绪，比如主张跟自然亲近，反对没完没了地追求时尚，厌恶比如新闻报纸这样一些无聊的发明，以及对高于世俗法的自然法的强调，并据此论证了蓄奴制非法，公民拥有不服从政府恶政的权利等等。

辉斌兄对《瓦尔登湖》描写湖光山色的句子颇为熟稔，已经到了可以随口吟哦的程度。不过，兄弟们友情提醒他，要是白娘子在这里的话，背诵这些文句应该还是可以加十分的。但这一语式的不断重复，已经引起了不少兄弟的反弹，以至于一致决议不得再提白娘子这个词了。时至中午，我们就地来个草率的草地上的午餐。谈谈说说，不觉我们已经围绕着湖边的路走了一半，还是没有看到传说中的梭罗草堂。问问几位遛狗的闲汉，湖畔漫步的胖女，皆不得要领。看来当地旅游部门还没有进行有效的开发。要是把这个地方搬到中国，将会如何？人们将会在湖的外缘设置围栏，须买票入内，将会在湖边湖心大兴土木，在湖心岛上树立梭罗塑像，树林里安置着高音喇叭播放着音乐或寻人启事，人们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坐在草地上嗑着瓜子，抱怨这个瓦尔登湖公园是个骗局，收这么高门票，什么都看不到。

回去的时候我们学了乖，只要有车我们就乘坐，毕竟找大地方比找小地方容易很多。而且波士顿地区的车票我和盘兄、广胜等已经无需再买。公交车有个兔唇孩子的公益广告吸引了我的主意。孩子有残缺的笑在我看来，依然是那样的可爱无邪，令人揪心。记得我们以前有一幅宣传希望工程的著名的照片，睁着一双黑亮大眼睛的那个读书的小姑娘，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的心。但什么时候，如果一幅并不完美的图片仍然能够震撼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只是出乎理性而非出于一时冲动纷纷慷慨解囊，我觉得我们的慈善事业会做得更好。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游览了麻省理工学院，著名女校韦尔斯利学院，波士顿市政厅，波士顿现代艺术博物馆。考虑到篇幅，我只能三言两语叙述一下我的游览体会。MIT与哈佛隔着美丽的查尔斯河相邻，校园的幅员面积与我们华东师大新校区相比，简直是曹郐以下，浅陋不成邦。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栋重要建筑的墙壁上记录了这所大学学生参加历次战争的殉难者。对我来说，这所大学的意义在于它拥有一个整天跟美国政府作对的年迈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中国的工科大学好像没有类似的文科大腕。

韦尔斯利学院是个在全美排名前五名的文科大学。她远在波士顿郊外，是一所非常雍容华贵的贵族学校，她的毕业生里，有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总统夫人希拉里等，宋庆龄、宋美龄也曾经先后毕业于此。这学校的奢华，不仅仅在于她的校园比一般花园还美，在花影树丛中的教学楼遥遥相对，建筑密度很低，绝无逼仄拮据的穷酸样；还在于它竟然拥有一个我估计面积不小于瓦尔登湖的大面积水体。绕湖一周可能需要一节课时间。该校的面积不小，但学生才2，000余人。我去驻校派出所问路，顺便问警官：这学校的学生是否家里都很有钱？他的回答是：非常非常有钱！但看到在外面三三两两的学生模样的人，从穿着上丝毫看不出来有什么富家千金的仪态。

参观波士顿政府大楼非常方便，门口并没有军人全副武装站岗放哨。只要接受安检，无论是谁均可自由进入。楼内有各种壁画。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什么政治辩论，但是有人指着那些空桌椅和话筒介绍，这些政治活动是如何进行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否意味着一种民主教育的机会？不得而知。

波士顿的艺术博物馆名不虚传，事实上，游览者甚至到了摩肩接踵的拥挤程度。要是想细看，基本上没有可能一天看完。我最喜欢的印象画派有许多名画在这里展出。在中国艺术品展区，一位黑人工作人员阻止了我的游览速度。他指着展品问了我关于中国的各种五花八门的问题，比如中国是否有骆驼，比如中国的沙漠是否也有仙人掌，比如中国人是否实际上真的穿那种铁制的靴子。我一贯认为，对于一位国际友人，只要是关心中国的，我们就不该对他们的知识面和智商有太高要求，所以当我向盘兄解释为何我们在馆内断了联系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遇到了一位很憨很天真的黑弟弟的热情纠缠。

对波士顿的最后一瞥，是观看街头的杂耍——敦福兄友善地称之为街头艺术。无非是几个黑小孩，还有一位亚裔女孩在音乐的伴奏下不停的翻筋斗。然后就和中国旧社会的情况一样，其中一位就拿着一顶帽子绕场一周，示意人们可以投币。不同的，就是他们不会说一些“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之类的江湖切口，我和盘兄各摸出一元大洋扔进去，然后扬长而去。而我跟盘兄的美国结伴漫游，也算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他还要在此地盘旋数日，我已经是归心似箭，祖国既然遥不可及，我就只好暂认达勒姆是故乡了，虽然达勒姆并没有黄娘子或黑娘子在等候我。

数日以后，我收到了辉斌兄的电邮，信中写到：“昨天晚上白娘子一家人都来了，我们狂饮了好几个小时，把她的丈夫都灌醉了。你可没有这个艳福和酒福哦。”噫！我不晓得他们把许仙灌醉居心何在，但是显然，事实又一次雄辩地证明，艳福和酒福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俗云，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我不晓得当初发明这话的达人，是不是想说明，《水浒》动不动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充满了青春发动期的冲动和戾气，因此少儿不宜；而《三国》则到处玩尔虞我诈，连诸葛亮这种榜样人物，也爱装神弄鬼，整天捣鼓着权谋算计，难得流露赤子之心一面，充满着老奸巨猾的酸腐气，因此老人不宜。然而，这两本小说对少年时代的我来说，倒没看出什么差异，反而觉得，无论是好汉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都说的是一个字即“义”。那时没有电视电脑，要想抵抗小说的蛊惑是很困难的事情，而我就属于那种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的脚色，逢人就要称兄道弟，就要论手足友于，甚至偷偷摸摸地相互倒换自制的金兰谱。最离谱的是，我跟姑姑家的一位表弟，竟然架床叠屋地成了所谓“表兄弟加结拜兄弟”。顺便说一句，我们这种离奇的兄弟感情虽然至今仍如胶似漆，但是我始终搞不明白的是，我这位货真价实的贤弟为什么老是厚颜无耻地向我以“愚兄”自称。

却说在我的各类朋友中，有一位其实是我高攀了的俊才夏兄，换句话说，其实他是我的偶像，我是他的粉丝。其人没读过本科就直接考上了研究生，然后20出头就在一所牛校任教，接着不到而立之年，就获得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就此在番邦定居下来，并取番名为杰克，是故可名之曰夏杰克。我对夏杰克的崇拜是多方面的，他尽管跟我年龄仿佛，但倒是一直领着我玩，充当老大的角色。有时候做小伏低也还是一种运气和福分，尤其是我开刀住院的时候。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智商高，见识广，理论多。例如他一工科生竟然跟我头头是道地大谈罗素、杜威，而且，在日常生活领域差不多也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男生最重视的日常实践，显然就是处理两性关系。在这方面，同事友人老林当时有个著名的熟香肠理论，他建议我们，应该以守株待兔的心情来接受我们所喜欢的女孩子接近我们。这个理论显然知易而行难，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既然不如潘安那样帅，又不如盖茨那样富——我们至多可能比潘安富，比盖茨帅——，我们暗恋的某个美女如何碰巧会愿意屈尊向我们明通款曲涅？因此杰克兄的主张看起来更合理一些：主动邀请以至说服某美女成为我们的女友，在原则上不失绅士之道，因此是可行的。但切记，有自尊心的男人，当他被拒绝之后，就应该报以淡然一笑，随即潇洒而断然地转身而去。杰克兄本人虽然早已远赴重洋，作为一个原教旨杰克主义者，我还是忠实地践履了这一重要思想，并在其根本立场的指导下，成功地结了一婚。谢天谢地，多亏俺浑家从未拒绝过我的款曲，否则老朱现在是否孤家寡人，也未可知。

但自从杰克兄赴美之后，大家天各一方，音问渐稀。亏得我一位在美的中学女同学的牵线搭桥，我们又重建了联系。于是，我少不得应邀去他所居住的亚特兰大走一遭，搞个小型粉丝见面会。见面会持续了五天。我吃他家的，住他家的，俨然回到了过去他罩着我的少年时代。他甚至连洗碗这样的事情也不肯让我动手，而我竟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不好意思。杰克兄购买的别墅在亚特兰大富人区，价值100万美元。其面积不算地下室车库达到700平方，装修堪称奢华富丽。别墅有森林和河流环抱其中，小区内树影婆娑，绿草如茵，有鸟儿问答，有鹿群徜徉，有保安放哨。我于是艳羡之余，难免有一些气愤愤的，问杰克兄，你们资产阶级日子咋就这么好过？杰克兄很低调，说No，No，No，在美国，从年薪2、3万美元到20、30万美元的，都自称自己是中产阶级，他也不过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中产阶级。并且他很快转守为攻，指出我在中国的位置，与他在美国的相应位置，具有类似的结构性对应关系。盖我也拥有价值百万人民币的公寓。这样话题就转向对比中美的经济发展了。他说，当他80年代来美攻博的时候，那些公派访美学者每月享受400多美元的补贴，这些人挤在一个鸽子笼也似的集体宿舍里，成天出现在提供各种免费餐饮的场合，以自虐式的节衣缩食，换取带回国的几大件。然而，当时400多美元对绝大部分国人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因为当时的平均工资每月也就是一百元人民币上下。现在，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美国的物价也没有大幅度剧烈上涨，但是，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普遍提高了十几倍以至于几十倍。这一无可否认的巨大经济成就解释了为什么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并频频组织参加各种诸如赈灾与反对西方媒体不公这样的政治活动，而他作为亚特兰大江苏同乡会的会长，在这些方面始终是身先士卒的。

亚特兰大有什么特别的去处？第一，有一个旧屋，与马丁·路德·金有些渊源。美国历史短，世界出名的历史人物屈指可数，这位金先生生前虽惨遭暗杀，死后却三千宠爱集一身，哀荣不尽了。美国但凡有点城镇模样的，必然有宽街（即Broadway，百老汇），主街（Main Street），再有就是马丁·路德·金路了，甚至还有专门纪念他的节假日。但是要让我一老外专程跑一趟去凭吊老金，好像有些不自然，因为怀古对我这号人来说，始终意味着华夏的古。第二，有座小山，山上有一些人造的景致，据称亦不见佳。第三，是《飘》的故乡，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篇小说的作者是女的，而且该小说的性别也是女的，因此对她毫无兴趣。所以这三项可以免了。第四，有座艺术博物馆。杰克兄陪我参观了半天，总的印象比旧金山的要好些，不过藏品虽然丰富，但大而全，整体还是有些平庸，还不如北卡最大城市夏洛特的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玛雅艺术品令人感觉惊心动魄。最后还有CNN总部、奥林匹克公园和可口可乐公司，它们其实三点一线，相去仅步武之间，可笼而统之地列为一项。

此处的奥林匹克公园最出名的事情，无疑是12年前发生的大爆炸。现在当然一派和平景象，而此前不久，华人刚刚在此举进行了抗议CNN的大规模集会。公园规模不小，周遭有错落有致的高楼，园内有修葺齐整的草坪，有供游客尤其是孩子戏水的喷水池，有现代奥运创始人顾拜旦的雕像，最有特色的是那些有文字的地砖，当初只要出资，就可以在此勒砖留名。这和好莱坞星光大道的构思如出一辙，虽然前者更具有商业气息。饶是如此，我还是不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觉得自己的名字成天被人肆意践踏，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甚至还值得花钱申请。这好像和我们祥林嫂捐门槛的思路正好南辕北辙。奥林匹克公园从直观感觉上来看，不像上海市的人民广场那样庄严和壮观。就我非常质朴的视觉体验（而非建筑学知识）而言，我认为人民广场占地面积估计更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可能是人民广场在设计的时候，还因袭了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要素，它以权力象征的人民大厦为中心，人民公园、人民大厦和上海博物馆呈现为中轴线，以东西两侧的副广场为羽翼，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上海美术馆、上海城市规划展览馆等标志性建筑为拱卫，显示了某种帝王般的磅礴气势。在美国，很难看到这种具有前现代意味的崇高风格的建筑。

走过奥林匹克公园，花上15美元，就可以参观可口可乐世界。这家买饮料的公司，搞个企业公关宣传也就罢了，竟然还收费，收费了游客竟然还如织，游客中竟然还有老朱和杰克。他们弄的花样无非就是放个商业性的动漫，陈列若干企业史的图片和实物，炫耀一下在全世界占领的饮料市场，演示演示可口可乐的流水生产线，最令人留连不舍的，是他们专有一个大厅提供全世界各种口味的可口可乐，我们可以自由的/免费的开怀痛饮。我从太平洋喝到大西洋，从墨西哥和到日本，结果发现还是南非的最对我的口味。在一个角落里，贴有一段文字，暗示这些跨越各种疆界和大洲的液体，表现了一种和谐的差异：“在同一个太阳下，各种奇异的特征（按即可乐的不同口感）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同一世界的居民，与此同时，这一图景还显示出，每个大陆都保有独一无二的那些特征。”可口可乐作为全球化的象征，恰恰是把自己伪装成尊重在地性（Localness）的个体差异，才能完成全球性饮料殖民主义的侵略规划的。

一顿暴饮之后，我们该鼓腹而游CNN了。CNN是Cable News Network的英文缩写，是美国最大的有线广播电视新闻网，向用户提供全天候的新闻节目。CNN大厦内的大厅奇怪而高，好像通天似的。在楼上悬挂着上百种国旗，我没找到本国的，但夏杰克说一定有的，他看到过。在那些五颜六色的国旗上面一点，有一个巨大的底色为蓝色的地球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处在美国国旗的右下方。美国国旗凌驾于地球和万国国旗之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仅自大于全世界，而且还自外于全世界。大厅四周有各种小卖部，大厅中心设置桌椅无数，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当作食堂，能够解决在CNN总部2，000号办公人员的吃饭问题。因为西人吃饭是比较潦草的。参观他们的演播室，又要付费15美元，但是必须要经过安检才能挂上“inside CNN studio tour”的通行证。其实我们只是允许隔着隔音玻璃对演播中心进行窥视，导游也讲解了新闻制作的一些技术要领，但是由于听力较菜，完全不得要领。只知道临结束的时候，一位游客提出抗议，问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为啥收费这样毫不含糊？确实也是，刚才参观可口可乐，我们可捞足了满腹实惠，而现在收获的却是满腹牢骚。

回到高尚住宅区，我们都感叹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好玩的，还不如老友把酒叙旧。男人爱谈什么？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女人。我跟杰克兄政治观点相差不大，没有发生争吵，非常遗憾。至于女性观，夏杰克已经断然改变了其早年主张，他感慨地说：其实女人是可以通过死缠烂打的方式追求到手的，我们当初对此颇为不屑，以为丧失男性的尊严，其实是大谬不然啊。我对他的这一观点表示完全赞同，虽然对我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实用的马后炮知识。情况好像确实就是，所有的确定性知识都是马后炮知识，黑格尔所强调的那只猫头鹰是喜欢黄昏的。但我们曾经花一样的人生，弹指一挥间，也度过午后了，黄昏而非曙光就在前面。当初翩翩少年郎的雄心万丈，如今已经化成了便便大腹中年人的冷静功利，化成他的百万美元别墅、我的教授头衔，化成了美学穿透力无法撞入的灰暗的砖墙，化成了我们的酒后闲谈。

20年后，棠棣之花在异国他乡的亚特兰大盛开，一切都变了，一切又都没变。

洛杉矶虽然说起来是一个牛皮烘烘的大都会，但实际上，它城乡杂交，乱而不分。如果可以不伦不类地把大片绿野比喻成沙漠，小块市区比喻成绿洲，那么洛杉矶就是星罗棋布在这沙漠中的绿洲群。显然，它依赖于汽车工业的发达。据孙绍谊教授说，洛杉矶被学者们认为是一个后现代的城市。所谓后现代城市，就是到处是城市中心，换句话说，没有一处可以算作是真正的downtown。孙绍谊随后在车上遥指了詹明信视为后现代建筑典型而大谈特谈的波纳凡杜拉宾馆（Bonaventura Hotel）之所在，并继而指出，这洛杉矶市容市貌没有丝毫令人拍案惊奇之处，想在这几条有限的街道里踟蹰闲逛，试图寻求本雅明笔下的flaneur的诗意感动，是可笑的。于是他就载我们先去唐人街，凤亮请我们吃了顿中国餐，权当回乡，然后就同游圣莫尼卡海滩。但此处海滩也就是因为它地处洛杉矶附近而薄有艳名，本身其实姿色平平。少不得我们也拍了几张照片，算是对某个匿名的也就是不存在的主体期待，做出了交代。洛杉矶的项目于是只剩下两个，一个是环球影城，一个是迪斯尼乐园。但这两个地方貌似不同，实质都是帮助我们白日做梦的游乐场，刺激的经验每每在瞬间让我们达到感觉的兴奋极限，时常是失衡的身体其条件反射控制了我们的意识反应，我们的意识因此变成了条件反射，而不再具有反思性。各种游艺活动的花样繁多不过是同一性机械经验的虚假丰富性。这种零度精神活动，毫无疑问是没有历史的，因此无法进入我们的内在生活，也不值得我花费时间来做无聊铺陈，所以我就跳过这段，直接叙述旧金山的游历。

去旧金山，我们投奔的是徐贲教授。让我们感动的是，当我们被他接到家中时，发现他已经预先准备好了我们的午餐。餐后他给我们提供了两辆自行车，让我们就到他家附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去看看。这所大学是我心仪已久的，而骑车的自由感于我也是久违了。但绕场一周，发现幅员似乎不那么辽阔，而且令人眼睛一亮的地方不多。于是找了个华裔女生问，贵校何处比较出彩啊？她说校门口不错。我就在相机中找出一张相片，问：是这个么？她说然也。又接着说，图书馆不错。我又指指另一张照片问，是这个么？她就歉意地笑笑，说那我就无可奉告了。但其实伯克利分校的学生运动倒是有辉煌的历史的，只是无法知道他们当初反越战的集会是在什么地方。但我们去古未远，不太热心去寻找这个上世纪不太古的古迹，毕竟美国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有一些隔。眼看艳阳高照，天朗气清，正是良辰美景落花时节，于是索性就地来个班荆道故，讨论一些政治、学术，以及政治八卦与学术八卦，好在此处芳草遍地，人少树多，正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清静所在。

像许多传说中的“每个成功人士背后都站立着一位伟大的女性”故事那样，徐贲教授在生活世界领域对其夫人是颇为依赖的。不仅仅生活起居打印文稿之类完全由她负责，而且举凡旧金山风土人情公交线路旅游景点等等，都须求助于她。但是他夫人其实绝非等闲之辈。攀谈起来得知，她也是一位洋博士，而且，她竟然是华东师大原党委书记施平先生的女儿！徐贲教授家学渊源颇为深厚，他给我展示了他父亲和舅舅的旧体诗和书法，事实上他家里张贴裱糊的都是他家人的作品，并不收藏任何外人艺术品。他还生动地描述了在抗战期间他母亲孤身一人南下逃亡万里觅夫的惊心动魄故事，有些容易被历史学家忽视的小细节至为感人，例如，在渺无人烟的山路边，时不时会看到有不知是谁放在哪儿的小水缸，水中还飘动着茶叶，有时还有一个水杯。许多历史记忆的打捞，证明着我们寻常乡间的古风曾经是怎样的淳厚。徐贲教授是一位非常健谈的性情中人。虽然没有迹象表示，他有极强的幽默感，但是他的叙述或思考依然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他对我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在娓娓而谈的时候，他整个身心完全浸入到他的话语的内部，而丧失了对周遭外部世界的注意，而且，令人惊异的是，他的话题的转换是直接跳跃的，没有任何过渡，颇令我风马牛不相及地想到本雅明说的辩证意象。如果撇开他讨论问题的深度，就单纯从说话方式上来看，他保持了一个孩子的那种执著于话题本身的纯粹兴趣。我认为，一种闲聊，如果不是为了应酬交接，不是为了交换信息，不是为了流露感情，不是为了布道、引诱、教诲、拒绝、祈求、感叹，一句话，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目的，而只是为了闲聊自身，那么，这种闲聊就具备了美学的蕴涵。

他被视为汉语学界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他却自认自己其实是共和主义者。我本人在左派的朋友那里被认为思想比较右，但是在右派的朋友里又常被认为比较左。老实说，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或至少没有固定的、先在的具有政治含义的思想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每一个具体的政治实践总持有摇摆不定的看法。他的一些比较激进的观点，例如对民粹主义的支持，我期期以为不然，但是，看来他不想丧失地主的待客之道，克制住了跟我激辩的欲望。他喜欢用一种仿佛客观观察者的口气评论他的家人，一会儿说施老师很耐心，一会儿又说结婚几十年来，从未发生争吵，一会儿说读大学时的施老师的单纯，一会儿又说他对中医的信任程度要胜过对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读书的他的儿子。这些八卦之所以值得记下，是因为我在国内还从未见到过哪位男人如此如数家珍地谈论他们家庭的，哪怕是极好的朋友。

旧金山该怎么玩？虽然此处是美国许多花样不断翻新的自由思想和社会运动的策源地，但恐怕要领略这一点，不是观光客短期的逗留可以观察到的。物与神游显然是能说不能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只能重视皮相的形迹之游了。所谓形迹之游，就是按照诸如旧金山旅游攻略之类指引的方向亦步亦趋。事有凑巧的是，凤亮兄早些时候就提供了一位资深游客在网上张贴的旧金山三日游计划，上面甚至详细指明了该如何换乘地铁和公交车。事更凑巧的是，在圣地亚哥，张英进教授旗下的学术团伙好多人有车；在洛杉矶，孙绍谊教授充当了我们的司机，但是，徐贲教授视力欠佳，几乎不能开车，这倒反过来给我们考察旧金山的公交系统的营运状况提供了有利条件。事实上在旧金山不适宜于开车，据徐贲教授说，有一次国内来人，他们开车去市区，竟然因为无法找到泊车的位置，只好灰溜溜原路返回。

旧金山的地铁名称唤作Bart。在上海，轨道交通在地下运行的叫地铁，在地上运行的叫轻轨，但是旧金山的却是既上天又入地，而且连接两大机场。从地图上来看，Bart的线路并不多，远不如上海的轨道交通那么纵横交错，几乎覆盖整个市区。Bart的乘客比上海也少得多，只要不在上下班时间，总能找到座位。为了鼓励市民减少使用私家车，出示Bart的车票，可以享受公交车票的9折待遇。公交系统名称唤作“Muni”，乘客倒是稍多一些。若干小时之内，同一张车票可以任意换乘公交车，反复使用而无需付费。但是有一条我没想明白。车票并不是统一标价，如果考虑省钱的话，岂不是可以买张最便宜的车票，然后到站后等候下一班继续乘坐？

无论轨道交通还是公共交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残疾人士的关切。所有的车厢都有其专用的位置，在公交车站，有专供残疾人士使用轮椅的通道。其实在美国任何地方的停车场，都设有残疾人士的专用车位。一旦侵占他们的地盘，受到的处罚将是异常严厉的。没有人会抢在残疾人士之前上车，而在等候残疾人进入公交车时，没有任何人会表现丝毫不耐烦的神色。在美国，残疾人士享受的几乎是我们这里领导的待遇。残疾人士获得充分的尊严，体现在他们对这种尊严已经不再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常常遇到残疾人士跟周围的人打招呼，开玩笑，自由交谈。回过头来看，演员王姬的智障孩子受到那样赤裸裸的歧视待遇，竟然会有过半数的网友投票表示支持国航，这也说明了我们的社会语境对残疾人士的不利。想到我们国内但凡高峰时期乘车必然会有的一拥而上，我就不明白我们祖先一直倡导的温良恭俭让的传统怎么跑到大洋彼岸开花结果了。在学习驾车过程中，我发现美国人倒是真的遵守了礼让三先的原则，而受到礼让者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挥手致意。古人云，仓廪实则知礼节，但愿我们的经济发展会对我们提高文明程度有所裨益。话说回来，在美国乘公交车还真是不便，因为找站点比较费劲，而即便在旧金山这样的大城市，不在闹市区，寻找行人并不容易，而能够找到知晓如何乘车的行人尤为不易，尽管这些缺乏交通专业知识的行人们大抵会热心于解答问题。可想而知，这样的旅游是非常辛苦的，我们几次陷入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的茫然无措窘境，所幸最后总有高人指点迷津。无论如何，以旧金山市民的方式来游览旧金山，亲身介入到他们的出行活动中去，这才会真切地领悟他们的日常生活，而自己作为观光客，也不再是一个旁观的客体，究竟是有价值的。

但就我个人的趣味而言，旧金山值得观游之处并不是特别多。第一天去看了艺术宫（Palace of Fine Arts），但这个所谓宫其实是没有任何艺术品的，只是几根罗马式柱子，一个穹隆屋顶，背后是一泓湖水。据说起初是1915年为一次国际博览会而兴建的，其寓意是借助于建筑物的空无一物来表现人欲望的虚无，生命的杳冥。但后来1960年将原来的木头纤维材料推倒，换上了金刚不坏的钢筋水泥，而且还增设了一家Exploratorium博物馆。这就既不虚无，也不杳冥了，和原先的象征意涵相去甚远了，而其建筑似乎追摹古希腊罗马，但由于没有历史经验灌注其中，让我感觉犹如明诗之为瞎盛唐诗，形貌相似，但终究优孟衣冠。第三天倒是去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这回里头有艺术品了，但是据我有限的艺术史知识，能够辨认得出来的仅有凡·高、沃霍尔的极少数几位大师的极少几幅作品，别的一些千奇百怪的各类布置甚至机械装置我就不明所以了，有位黑MM管理人员，问我好看不好看，我说，比如那一大幅有很多小的装饰品连缀而成的挂毯，显然化了很多功夫，看上去布置得也很美观，她连连点头，说美啊美。然而我是在以合适的方式谈艺术么？惭愧，对现当代艺术实在是太欠学了。

好多人欣赏旧金山的摩天大楼，那确实也是我来美之后首次看到的大规模的高大建筑群，但对我个人而言，这种景观不过是财富和权力的毫不掩饰的显示，其异于纽约、伦敦、东京、孟买或上海者几希。当然，既来之，则看之。既看之，则摄之。印象较深的是他们的市政厅及其周边广场，远不如我上海人民广场那样气势宏伟，政府大楼也感觉不到其赫赫威势，不仅没有美国大兵站岗放哨，而且只要通过安全检查是可以随意出入的，不知道他们如何考虑刁民们来与政府纠缠的。门口还陈放了投票指示牌，附有中文，说明了此地华人选民已经是任何政治力量不能忽视的族群，因为华人在加州据说总数已经达到该州人口的五分之一。唐人街也属于闹市区中心，属于全美最好、历史最悠久的唐人街之一，看到了国民党驻美国总支部的办公楼，中华会馆和唐人街牌楼，牌楼上面刻有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天下为公”，我们一一驻足，一一留影，一一发思古之幽情。限于篇幅，对其描述兹不一一了，稍提一句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跟别的街区相比，唐人街是较为脏乱差的。

旧金山最有特色的地方我以为是金门大桥和恶人岛。金门大桥常常在电影中看到，这座跨海大桥的姿态横生，是不消我来饶舌唠叨的。但是，由于它是这样一个让人撩起浪漫幻想的地方，因此竟然成为全世界自杀者最心仪的地点之一。据悉，平均每两周就有一位自杀者在此蹈海而亡。在这里，从25楼的高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完成自由落体运动，生还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在这迷人的山与海、城市与自然的相交处，在这电影赋予它的种种神话光晕的笼罩下，抛开万有，纵身一跃，深入到柔软无垠的大海深处，有时候也许会让自杀的冲动变得具有美学的效果，虽然这种美学的光辉就像罂粟那样具有的只是病态的美丽。至于我本人，刚刚踏上金门大桥，就一脚浅一脚深地觉得桥面晃晃悠悠，我毫无必要地担心它随时倒塌。另一方面，海风凶猛，吹得来我心惊胆战，我只好摘下眼镜，用模糊的视力来观赏这朦胧之美。我这样的游历经验表明，浪漫的地方其实只对具有浪漫情愫的人开放，可绝不能与我这等败兴的人同游。好在盘兄是一个心态平和无可无不可的好好先生。

让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是恶魔岛，英文叫做Alcatraz。这个地方原来曾经曾经是海上灯塔和军事要塞，但是后来变成了联邦监狱系统的一个著名组成部分。它其实是个弹丸之地，仅22英亩，但因为关押了很多著名人物而闻名遐迩，并成为美国诸多电影乐于表现的题材。我曾经在国内参观过某处监狱，那种犹如动物园中的动物一样全面丧失自由的感觉让人的心灵无法不受到巨大冲击。恶魔岛的设计和我在国内观察到的监狱大同小异，看来边沁的全景式敞视主义监狱设计理念是全球通用粮票。但是恶魔岛作为监狱，其另类之处在于它与旧金山咫尺天涯。它距离这座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之一的都市相距仅仅不到两英里，囚徒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欣赏到海那边的幸福图景，我不知道这是加剧了囚徒们的悲苦感，还是强加了他们悔过自新的动力。监狱的介绍并不总是作客观状，它常常采用囚徒们的自说自话企图真实地再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我并不十分关心他们几次具有传奇色彩的越狱事件，我关心的是他们的生命意识，也就是如何打发这漫长的空虚时间。给我们派发的耳机（竟然有普通话版的）中，我听到一位关在重囚室的囚徒的录音，他说：他做的事情是把一枚硬币抛向天空，然后再在地上摸索寻找，他会在黑暗中渐渐看到一点点微光，而这个微光也会逐渐扩大，直到看清，如此周而复始。这听起来与虚室生白是两码事，但我多少感到有一些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想到学习禅宗的智慧。达摩面壁九年，嘿然无语，整天打坐，颇有成绩。这帮人显然没听说过有这等好事，可惜了大好光阴，实乃不学之过也。但其实他们是异常好学的。监狱图书馆的墙壁上贴着一段文字，说明囚徒们对严肃文学的阅读量大于常人，而诸如康德、叔本华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是大受欢迎的。我们都知道，经典的理想读者是有闲阶级，但有闲阶级除了少数精英阶层之外，还包括有如恶魔岛上的囚徒这样的人，这是我来该岛游览之前没有意识到的。

洛杉矶似乎是西海岸的一个旅游中心，从这里往西去大峡谷或拉斯维加斯，往东去夏威夷，往北去优胜美地或黄石公园，都有旅行社组团由之出发。但这个到了洛城才知晓的马后炮知识，对我的唯一价值就是带来遗憾。我自以为聪明地提前订好了回达勒姆的机票，但结果是优胜美地或黄石公园都来不及游览了，而退票损失至少100美刀。要想在达勒姆直接参加旅行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很小。我疑心美国人对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其热心程度要比我们差很多，他们可能更热衷于自驾车旅游。所谓自驾车当然可以开自己的车子，但也可以到了旅游目的地后租车游览，这样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完全根据自己一时的心血来潮或另类的周密计划来安排自己的活动。旅游本来是精神的放假，自由意志的伸张，但参加旅行社的活动时，我们被强迫去购物倒还是小事，关键的是时间和线路完全由别人支配，其结果不是我在玩赏风景，而是风景在玩赏我，主体性完全丧失。老外喜欢在度假归来后比赛晒黑的皮肤，以此暗示他们优游卒岁的时光；我们喜欢在精疲力尽的奔波折腾后，炫耀自己拍的照片，其实鄙意以为与悟空兄在五指山下撒泡尿再写上“齐天大圣到此一游”的豪放做法，并没有太多实质上的不同。我们以为牢牢抓住了什么，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若想不是对风景某种外部形式的占有，而是自得于心，不假外传，在某个度假村浴乎日光，风乎舞雩，咏而归，既须有钱，也须有闲，这种事体，用我们如皋土话说，非我等第三世界的庶民可以“发大心”办到的勾当，当然，追求穷快活的人士除外。

所以我这里兜了一个大圈子，无非是想说，我究竟还是随俗从众地找了一家旅行社，去游了几处景点，拍了几张照片。我找的这家华人旅行社，组织去拉斯维加斯、大峡谷的三日游，包来回车费、两夜的宾馆费，他们搞买二送一的促销活动，费用仅130美元，外加小费每天10美元。我们原计划邀请李凤亮教授跟我们锵锵三人行，但是他要忙着处理某些要务，所以只好跟盘兄两人去盘游了。我们的导游小姐是个台湾人，其人热情大方，快人快语。她头发染成金黄，身材娇小，穿着超短裙，手舞一把荧光宝剑，颇具风采。走近了看到她满面笑容散布在起伏不平的皱纹上，立刻倾倒，不能不讶异于此间人士心态的年轻。国人崇老，苏东坡写下“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时候，才37岁，一半固然是酸文人大抵喜欢的自嘲，另一半也未尝没有卖老的考虑，年龄大一些有时在我们这个社会是有社会资本的。我们自我老化的心态常常比生理的老龄来得更快。在美国时常看到老太太不仅照旧施朱敷粉，而且还穿低胸华服，顽强地抵抗无情的岁月对她们容颜一刻不停的侵蚀损毁。在中国，这样的女性怕会被讥为“老妖精”，而明地暗里遭受汹汹群言的物议吧？

导游介绍说，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内华达州有三项别处禁止的活动是合法的，第一，赌博；第二，性交易；第三，在路上饮酒。虽然我搞不清楚在路上喝酒到底有多爽，但另两项对不能控制人性弱点的男人们显然是有吸引力的。人有很多欲望，作为自然的存在，这些欲望原本是排名不分先后的；但是作为社会的存在，这些欲望就有合法的/非法的；高雅的/低俗的伦理区分。实际上，那些合法的、高雅的欲望，从低俗的角度看，大体上是一些去势了的感觉欲望，例如阉割了官能欲望的美学欲望，而且我们甚至平常不用欲望这个词来描述某种高蹈的令人三月不知肉味的感觉期待。所以当我们说，拉斯维加斯是个欲望之城，那差不多意思是说，那是一个和圣奥古斯丁说的上帝之城正相反的所在。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也确实像是这么回事。拉斯维加斯是地处沙漠深处的一座城市，茫茫沙海变成了它的天然隔离带，尽管由于发达的高速公路和航空业使得这种隔离带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作为繁华都市，其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金碧辉煌的各类建筑，密集程度远远超过了圣地亚哥和洛杉矶。然而它的闹猛，完全是围绕着消费欲望人为制造出来的。作为一座为娱乐而娱乐的旅游城市，它为各种极端体验，提供了诸多条件。它是赌博之城，所以它也是自杀之城；它是结婚之都，所以它也是离婚之都。它是永恒的现在，是审美现代性的活色生香的体现，对很多人来说，这是罪恶的渊薮，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堕落的直观显现。

但实际上，拉斯维加斯这个巨大的能指符号所催生的想象，与我们耳闻目睹之现状可能还是稍有差异的。卖春在内华达大部分地方合法，偏偏在拉斯维加斯倒是不合法的。晚上观看著名的Jubilee上空秀（Top Show），也就是所谓无上装秀，其奢华服饰、盛大排场美轮美奂，看不到一点色情的影子；赌场无处不在，但是很难看到赌徒痛苦万状或得意忘形的神色，以及茨威格笔下那如暴戾猛兽般焦虑不安的一双双手，也就是看不到任何狂热的气氛；晚上在这座不夜城漫步，到处遭遇的是汹涌前来观赏各种免费秀的游客，看不到任何醉汉纵酒狂歌的场景，更不必说指东骂西寻衅滋事了。美国民众的整体倾向其实是比较保守的，这种保守并非总是外部压力的强制，而是内心的律令使然，不可能换了个熟人无法辨认的地方，就马上变得心旌摇荡，不能自持。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上帝并没有像尼采说的那样已经死了，而始终潜伏在任何地方冷冷地观察着他们。

拉斯维加斯还有一些别的精彩。它的建筑千奇百怪，并将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威尼斯河道，复制其中，甚至将蓝天白云塞到它的建筑内部，这一切人工的造作可能颇令一些人赞叹，但我私意以为这种廉价的模仿就建筑艺术而言，技术含量太低，实质俗不可耐。那些秀，例如喷水秀、海盗船秀等等，大抵上也就看个热闹，但是摩托车秀还是值得一提，因为三位车手同时在一个极小的铁笼中纵横交错地风驰电掣，看得人心惊肉跳，因为这可真的玩的是心跳，稍有一分一秒的闪失，立刻会有性命之虞的。

科罗拉多大峡谷距离拉斯维加斯不远。一般游大峡谷有北峡南峡之说，但实际上，旅行社组织我们去的地方却是西峡。北峡南峡落差七八千英尺，但是西峡仅有四千英尺，壮观程度就小多了。但是导游事先并不指出这一巨大差异，只是反复强调，南峡那边只有一个洞穴，其他都一样的，没有什么意思。西峡是新开发的，有好多好玩的东东。这边除了悬空在山峡上的玻璃桥之外，还可以上坐飞机鸟瞰大块群山，下乘渡船仰视两岸峭壁。正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可见。这样的安排似乎是合理的，因为首先，直升飞机区区小可还真没坐过；其次，虽说水滴石穿的道理大家都懂，但是貌不惊人的科罗拉多河竟然通过亿万年的锲而不舍，把这些山石打磨成如今的鬼斧神工，究竟还是挺稀罕的事，值得哥哥我坐船头，与这冰凉的河水实行零距离接触。当然，为了过这把瘾，我需要比预算多得多地把钱进贡给导游，而据我推测这也就是为什么导游绝口不提西峡不如南峡北峡之处的理由。不过，站在这光秃秃的大荒山青埂峰上，我不仅没有念天地之悠悠，面对神奇的自然产生发出浩歌或至少浩叹的冲动，反而煞风景地想到一个人来。此公是who 呢？黑格尔也。这位仁兄对阿尔卑斯山的评论是这样的：“凝望这些永远死寂的大土堆，只能使我得出单调而又拖沓的印象：如此而已。”我以前曾经在某篇文章中不怀好意地引用过这段话，但我发现，这段话准确地表达了我此时的感受。这些层峦叠嶂没有什么奇峰怪石的变化，也没有花草树木的滋润，粗犷有余，灵性不足，缺乏生命的气息。

后来在网上看图片，才明白大峡谷绝不仅仅意味着统统清一色的桌子山，其实，日出日落映照在峡谷时的光辉非常壮丽，各种岩石的五色斑斓，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它既有险峻到令人窒息程度的万丈悬崖，也还有曲径通幽、引人入胜的河谷，它甚至也有苍翠的植被和千姿百态的山石。但是，要领略这种自然的秘密，决不是像我这种通过旅行社走马观花的匆匆一瞥就可以完成的，事实上，很多美国人专程背着行囊，带着帐篷，进入到峡谷深处探幽访胜。我想，这才是大峡谷期待与之对话的人，而它的神秘的笑靥也会为他们灿烂绽放。

选择这个特定的时间去洛杉矶，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在4月24-26日，南加州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要在这里召开一个名为“中国电影百年：艺术、政治和商业”（Chinese Cinema at 100：Art, Politics and Commerce）的学术研讨会。我最近几年，常常有机会行走在国内各种学术会议上，而且2006年底甚至参与筹办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年会。所以，尽管我眼下对中国电影研究仅怀有抽象的兴趣，但我还是不远万里前来蹭会，其意图是看看洋人们是如何对付那些令人头大的会务的。

我当然不是他们的正式与会代表。所以相关会议信息，是通过张英进教授和在南加州大学访学的李凤亮教授转发给我的电子邮件获悉的。所有的准备工作，也无非就是提前到网上注册一下，主办者是希望据此控制我们这种闲杂人员的人数。跟随英进教授的车子到了洛杉矶在宾馆稍事休息闲聊——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中国那些最土的早已惨遭淘汰到最边远乡村的家具，在美国竟然是最时髦的，因为此处的宾馆里就有一个在我这个土老帽看来其貌不扬土得掉渣的衣橱，在这边竟然是可居之奇货——之后，就接着跟他去南加大打秋风。但与我们通常搞的接风宴能够开怀畅饮大快朵颐不同，这边供应与会者的餐饮，不管学者的谱多大，一律是那种典型的简单西式自助餐，和我在杜克大学蹭过一次就不想再蹭的那些免费午餐没有任何区别，口感也并不更好一些。就餐时遇到了一些知名华裔美国教授，不过最值得一记的是孙绍谊教授。其人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热情；冬之澹淡，不足为其平和。他是一个胖乎乎笑眯眯貌似老实实则厚道的谦谦君子，虽然跟我是初次相识，跟盘兄也交往不深，但在洛杉矶的几天，他不厌其烦地承担了我和盘兄的几乎所有接送事务。

晚餐后看李杨导演的《盲井》，这是此次学术会议的一部分。电影的纪实手法的叙事很有震撼力，但是在艺术风格上我以为还停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阶段。所以只是从内容美学的角度才是值得肯定的。电影看完，接下来就是粉丝见面会。李杨说，他原先梦想着到南加大电影学院来读书，后来因故不果行，就到德国去学电影了，但是德国呢，也挺好。现在总算有机会来这里向大家请教了。但我怀疑观众们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好看完电影后的悲情，这种悲情又和最近的反藏独的民族主义激情搅和在一起，因此有一些学生们就问了不少政治性质的问题，可是李杨看来并不打算与他们同调，他意味深长地声称自己是一个愤青。那么，他是左愤呢，还是右愤？是新愤，还是老愤？没人问。后来在另一个场合，我听到一位美国人提起他时是这样说的：“知道李杨把自己说成什么呢？他说自己是国际流氓！”他认为李杨是在搞笑。但搞艺术的与流氓其实可有一比，其共同处之一是，他们都拒绝接受被流俗普遍接受的某些观念。此外，据鲁迅的定义，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另一方面，如石涛所云，无法之法，乃为至法，固守既定艺术法则的不大可能是好的艺术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家也可视为合法的流氓。

次日学术会议正式开始。但是我没有赶上开幕式，据孙绍谊教授说，这开幕式也就是该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人简短地说几句开场白，不看也罢。找到了会场，发现连个指路牌都没有，也没有找到醒目的欢迎横幅。会场也就是寻常教室模样的一个能容纳几十号人的房间。签到之后，可以领取两张宣传材料，是说明会议议程的安排时间，发言人简介，甚至连会议的发言提纲也没有。当然，正式代表可以在网上查阅。很难设想，在中国举办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如此低调。国内的会议，首先是政治经济学上的事情。我们衡量一个会议开得是否成功，要看看是哪种级别上的领导人和学术领袖出席了会议开幕式，而与此相应，主办者面临的最大焦虑是为众英雄排座次，要对主席台的席位的设置，反复进行沙盘推演。那些有地位的人虽然坐在主席台上也难免有示众的尴尬，但还是普遍愿意接受这种荣誉必须付出的代价。其次是办会的经费基本上总是不足的。要使得会议比较有影响，学术大腕小腕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由于国内学术会议比较多，腕们难免分身乏术。所以就好比竞争举办奥运会一样，谁给的条件最好，腕们那就去哪个地方。其三，迎来送往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这个接待任务的最后甜点，就是会议结束后的所谓参观考察的活动，这既可以饱览大好河山，又能在此过程中联络感情、增加社会资本，可谓一石两鸟。但是这里的处理就简单得多，基本上不存在所谓开幕式，也不设主席台，只是每个时段换一些主持人而已，会后也不组织旅游。甚至好像也不安排接送。

其他方面，比如代表连续发言，每人时间十几分钟，集中起来讨论，然后茶叙休息，这倒是和国内相差无几。这个会议既请了学者，又请了电影导演，还请了影视方面的公司，并放送电影三部，真是所谓产学研游购娱一条龙了，但我觉得学术方面的成色就有些不足，尤其让我觉得遗憾的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与会者一看就知道是华人，其余的也基本上是汉学家，但是这里的讨论语言却是英语，如果不得不用汉语，还要请人翻译成英语，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并且油然想起了德国汉学家顾彬对美国汉学家的不屑，认为这儿好多徒有虚名的汉学家们汉语大大的不灵。设想中国召开一个莎士比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果我们基本上是使用汉语发言，英语国家来的人我们先要把他们的话翻译成汉语，大家会如何评论？

话说回来，这个会议办得如此精简，还是颇值得提倡的，而尤可称道的是，会议组织者无视腕之大小，一旦接受正式邀请，所有的费用全部报销，包括来自北大的讲师秦立彦博士。会议也负责简单餐饮，但是理论上只负责正式会议代表，不过由于他们的供应总是异常充足，所以也允许我们继续蹭饭。从餐厅出来到大厅取饮料时，看到了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东亚人，古貌古心，旁若无人地独坐着，神情似乎非常的轻蔑冷淡。我心想，这位英雄必定是一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隐于市的大隐。于是颇为恭谨地上前致意，问他何处高就。他说自己是一盲流。我一听话头，马上跟李扬的传言接上了头，于是脸色愈恭，问他觉得会议感觉如何。他傲然说道，那帮人一个个都胡说八道，不过，有免费电影看，有免费午餐吃，他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搞半天，对一些洛杉矶市民来说，会议不过意味着一顿顿免费的餐饮。

晚餐的时候，看到了冯小刚的大驾光临。但据我看，他在这边可能要落寞得多，并没有大批粉丝立刻簇拥左右。所幸他的形单影只很快被人们发现了，并意识到显然这是一个合影的好机会，于是学者们一个接一个的轮番上去跟他合影。冯小刚的身体很配合，一直保持单一的姿势没动，但是他的脸色始终严峻。我寻思着，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是不是……以下删去汉字若干，无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都是不好滴。我也不由分说，随大流拍了一张，算是乡愿了一回。稍候看到李杨，情况也差不多，也如法炮制了一张合影。

用完晚餐，看看日头高挂，还远没有西沉的意思，风亮兄建议我们不妨到长滩（long beach）走一遭。大家，也就是他加上盘兄、国山和我共计四条汉子，皆云这是可以的。于是照着地图就一路狂奔，但是到了海港之后，车子转来转去，就好似晁盖进了祝家庄，始终山重水复，看不到传说中的海滩美景。没奈何，我们只好打算打道回府。返回途中，看到前方一处市井街道万家灯火，似乎颇有姿色，大家说不如就在此停车坐爱downtown晚吧，找不到长滩就把这个权且当成长滩，毕竟可以慰情聊胜无。于是弃车上路，看到一个黑人兄弟在长椅上闲坐。我们就走上前去套磁，问他长滩何在？黑兄弟跺跺脚说，这就是长滩啊！我靠！这从何说起啊？于是继续问，海滩何在呀？黑兄弟顿时被我们问得傻了眼。原来所谓长滩，并非海滩的名字，其实是一座城市的名字。接着黑兄弟告诉我他肚子很饿，能不能帮帮他。我暗想，这边原来也要买路钱的？考虑到随缘乐助虽然是好事，但把钱包掏出来露了俺的小财，搞不好会引来无穷后患，于是就装着听不懂英语，反复问他什么意思，那黑厮大概也心领神会，倒也不勉强，说没事没事，就走开了。但是没想到一会儿风亮还是找上了他，继续问他这长滩什么地方比较好玩，他一如既往热情地对着地图指点江山。于是我偷偷摸摸地在一个阴暗的角落掏出荷包，抽出两美元递给了他，问刚才是不是这意思。他一叠连声地向我表示感谢，快乐得犹如三岁的孩童。此时天色已暝，我们乘坐着免费公交车绕城一周，草草看了看在海边停泊的“玛丽女王”号，算是完成了今天的旅游规划。

会议议程进入第二天，与第一天在形式上没有什么不同。下午和晚上连续放映了冯小刚的《夜宴》和《集结号》。这两部作品中，前一部艺术上非常粗糙，还有一些非常低级的错误，后一部稍好些，据绍谊兄说，它是国产电影表现战争的画面中最逼真最精彩的，不过很遗憾，是在韩国制作的。晚上照例又是粉丝见面会。我去折腾我的相机去了，因为我失手将它格式化了，没有听完整他的答问。印象较深的是，他说其实不必跟西方多交流，因为我们要跟别人交流，可人家不一定有跟我们交流的想法，我们干吗腆着脸非要逼着别人来跟我们交流？其实，冯小刚拍的片子是商业电影，对政治、艺术层面关注都是从票房的角度来思考的，所以他主张在国内自己交流交流就可以了，不过是反映他在电影这个场域中的位置和利益。还有一个情节可以看到他的性格。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好不容易轮到他发言，说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冯小刚回应说：“你这说的是中国话吗？”我想学者大半不会有这样的反应的。艺术家倾向于自恋，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学者则易于客观化理解，他总是认为自己可能是错的。事实上，没有后人发现前人的错误，学术上的进步就无从谈起。

晚上张英进老师伉俪来接我去他们的豪宅。英进教授是英俊进步的资深帅哥，他的夫人小苏老师恰好是《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一书的编辑，可谓同道。他们这对神仙伴侣，性格上相得益彰：英进教授文静得以至于有腼腆之感，小苏老师则热情健谈，对我嘘寒问暖，无微不至。但是一个细节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殊途同归：英进教授发电邮要求西飏兄开车接我，而小苏老师则直接打电话给西飏兄。他们重复劳动，好似没有默契，但是热心肠则一。由于在中美各生活了较长时段，因此他们对这两个社会的评估就非常独特，尤其是他们对中美的某些方面双重反思的立场与我自己的观物视角非常接近。不过除此而外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他们别墅的富丽堂皇，而是夜晚在他们小区中的散步经历。小区阒无人迹，寂无音声，行走其中，犹如鬼蜮探险，阴森森的寒气从四面八方的黑暗角落处向我袭来。我总在暗想要是我一个人在此地踽踽独行，后面若有什么老兄拍拍我的肩，一定会吓得筋酥腿软，魂不附体。但是这于英进教授伉俪来说倒是每天晚餐后的例行公事，完全不必这样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我怀疑这种对于美国的缺乏安全感的意识可能与我所居住的达勒姆环境相关，因为这个小镇据说由于贫富不均，杀人越货、抢劫强奸这一类事，确实隔三差五时有发生的。

次日跟盘剑、国山以及前良伉俪同游海洋世界。但冒着被人认为不够慈善的危险，我要自我曝光，承认自己不爱任何动物。当然从生态多样性的角度我支持各种保护动物的计划，不过，我不能理解的是，跟这种低等生命存在的交流，能给自己带来莫大的智性快乐，虽然有些两足生物我也不喜欢，不过我究竟还是喜欢跟人类打交道。话说回来，以到此一游的心态看个新鲜，图个好玩，亦未尝不可，何况据说这是全美最大的海洋公园。整个游园活动持续了一整天，不值得事无巨细一一缕述。这里不妨学习领导同志，高屋建瓴地概述几点体会。首先第一印象是，没有我想象中的气势磅礴的大门，但是开了四道小门以利分解客流。显然他们不重视面子，重视里子。第二是他们的票价照他们的日常消费来说不算便宜，普通成人票59刀，我们是通过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购的票，只消49美元。但是其实比较起国内的一些景点的费用，价格并不算贵。这不仅是因为园内不再有任何须重新花钱的园中园，而且是因为该园幅员辽阔，活动众多，如果我们不事先进行通盘考虑，不断疲于奔命地赶赴下一个景点，一天时间根本来不及看完。事实上票面说明指出可以凭它在年内来重游此园。但要是我们把票转给别人，使得单位成本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小算盘也是无效的，因为美国佬并不傻，进门后先要按指纹。其三，几乎所有的活动，从在激流中坐忽上忽下颠簸不已的水车到动物表演秀，大半都采取了向玩友水攻的策略。要想避免淋湿，一尘不染，保持质本干来还干去的全身而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游戏的设计上，海洋世界实际上以进攻的方式强使游客参与其中，让你湿身不过是一个谑而不虐的薄惩，因为加州接近沙漠，气候干燥，阳光灿烂，不一会儿就恢复如故了。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我最爱看的秀是那些驯兽师们乘海豚骑长鲸的表演，他们在水面上下非常自如的腾挪跳跃，确有乘风破浪神游八极的气势，还真用得上“帅呆了酷毙了”这样的网络套话。但是很遗憾，由于李白的浪漫传说，我们想到骑鲸归去的时候，差不多与想到驾鹤西去是一个意思。这些小洋人们绝对不会想到他们卖力干的事情，竟然是中国挽联上常用的忌语。

接着我们就驱车前往著名的La Jolla海滩。这个海滩之所以驰名，当然首先是因为它倚山傍海，沙滩细腻柔软，具备了优质沙滩的基本条件。虽然未必能看到渔歌唱晚的悠闲景象，但是在这里观看日出或日落必定令人期待。除此而外，这里还时有海鸟掠过，更重要的，这边的海岸是海豹栖息的地方。据称张生兄其实是以海豹为诱饵骗他女儿来海边玩，可是等他们兴高采烈驾车到这儿的时候，发现海岸上空空如也，对他女儿来说，这事情还真成了骗局。海豹们对我还算是给足了面子，齐刷刷直挺挺地躺在海滩上等待着老朱的检阅。但除了感到它们竟然比我还懒外，也并没有刺激我的想象力往别处扩张。倒是谁说了一句，这儿是距离中国最近的所在，我突然想起了于右任的诗歌：“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惟有恸哭……”将心比心，觉得他老人家是有一些惨，因为他只能神游故里了，而我只消再熬八个月，就可以吃到夫人给我做的红烧鱼了……不说了，不说了，流口水ing……

回到英进教授家时，小苏老师很惊讶于我的脸变得通红，问我怎么回事。我大模大样地说，因为来打扰你们感到害羞吧，英进教授说，非也非也，此是沐浴在加州阳光下的缘故。我马上接茬称赞这是一个理性的解释，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手臂时，发现已经脱皮了。好像有的房产商把楼盘命名为“加州阳光”之类，这边阳光是很灿烂，可是如果没涂防晒霜，这日毒也够你受了。

西行第三天，我就和盘兄、北大的秦立彦博士，乘坐英进教授的车去洛杉矶。一路上谈谈说说，从国际政治到八卦家常，无所不谈，煞是热闹。小苏老师对英进教授作为司机的职业素养，表现了毫不掩饰的赞誉。她观察英进教授时的眼神，也流露出初恋情人般的爱怜欣赏，我从中体会到了深深的夫妻恩爱。她给她的“honey”打电话，说“love you”，我就问英进教授是否也跟孩子这么说。他回答说，因为自己说不出口，常常受到孩子们的批评。我不知道这是性别的差异，因为男人似乎更不倾向于这样直白的表达感情；还是因为民族文化心理的惯性，传统上国人认为言不尽意，大爱无声。但是他们浓厚的家庭观念还是很深地感染了我。在美国，应酬交游是很少的，节假日或休假则是享受天伦之乐的神圣权利。至于中国，我们在江湖上有一句套话，叫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说明了对中国人来说，人缘人脉或者学究一点说社会资本，对我们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这个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是人情社会，我们要取得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实力，而且还取决于我们对亲友团的经营。美国社会法制比较健全，在理论上一切按照既定的规则办事，所以办事者是否朋友并不是最重要的。话说回来，尽管中国社会似乎正在试图接轨西方社会，号称不沾锅的马英九被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也许传递了某种强烈的信号，但我也不想得出结论认为美国这样的社会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好多美国家庭除了上班之外，平常只是一个星期开车去超市购物一次，其余时间大抵上就门虽设而常关，躲进小楼成一统了。这当然严格说来也没什么不好，不过对我这类浮躁热衷的人来说，难免就觉得有一些单调沉闷了。

闲谈真是可以kill time，不觉车子已经开过了迪斯尼乐园，英进教授宣布我们进城了，虽然没有看到城门甚至任何入城标志。这时候突然一道道横七竖八的立体交叉桥撞入我的视线，我的意识流立刻进行了蒙太奇技术处理，异国他乡的似曾相识的画面刹那间幻化成我亲爱的上海的城郊景象，心灵一时悸动激荡，久久难以抑止。唉，我一直以冷静的理性主义者自居，但是乡愁还是在不经意之间浮出潜意识的水面，猛然打了我一记重重的左勾拳，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怅怅，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归思难收。

写下“西游”两个字，心下就觉得有一些古怪。米国当然是西方国家，而且还是西方国家的小头目，但是我们古人说的西天是指南亚，西域是指中亚。我要去的美国西海岸，实际上是东海之东。我们这个所谓远东国家倒是在太平洋的西岸，美国的西海岸倒是太平洋的东海岸。地球是一个圆滚滚的东东，她本身是无所谓东西是什么的东西，我们人为地做出区分，这好像就立刻出现了文化政治的问题。但是一谈文化政治，马上就会有一股扑鼻而来的冬烘气向我们袭来，不如赶紧打住。

古人云，君欲善其事，必先盘其算；又云：兵马未动，盘算先行。可见，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盘算在人类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去美国西海岸盘乐的念头，在我脑子里盘旋了也非止一日了，直到盘古的后人浙江大学盘剑教授发函告诉我，他即将在四月中下旬登陆美国访学三个月，并表示了欢迎同游之意，我这才决意备好盘缠，把盘算落实为盘游行动。其方案，往豪华处说，可称之为西游五重奏。首先，我搭机去圣地亚哥，与盘教授会师，并就地参观海洋公园；其次，搭车去洛杉矶听会；再次，游览大峡谷、赌城拉斯韦加斯；再再次，逛迪斯尼乐园、环球影城，看看洛杉矶市容市貌；末了，去旧金山看传说中的金门大桥。整个工程堪称浩大，姑撮述三项特征，一是耗时16天，因此时间漫长；二是穿越三个时区，纵横南北加州，因此空间邈远；三是费钱十万巨万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韩元。当然我花了究竟多少美元，还是要保密滴，主要是怕产生刺激效果。值得得意一下的是，我提前一个月通过网站预订机票，从达勒姆飞圣地亚哥，再从洛杉矶飞旧金山，最后从旧金山飞回达勒姆，仅需花费269美刀，折合成人民币还远不到2，000元。当然代价就是，我飞过去和飞回来都要各飞一天，而且当天都是早上四点钟起床。

第一站从达勒姆飞圣地亚哥，在华盛顿中转。飞机是早上六点起飞的，所以我很幸运在飞行途中看到了日出。尽管理论上说来，任何时刻世界上总有一些地方正发生着日出这样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少有机会亲眼目睹自然的这一壮观景象，因此稀松平常就变成了异乎寻常，在山间、海上看日出，变成了旅游观光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卖点。但据我猜想，古人，尤其是外国的古人，又尤其是北非或小亚细亚的初民，可能不大会把看日出单纯当作一道难得的风景。上帝在《圣经》中的自我呈现，每每显示出一种非常类似于太阳突然降临的情境。太阳的横空出世，作为源始的跳跃，一定包含了某种高度神秘的含义。我看到了太阳的冉冉上升，它放出的光将周遭的云层渐渐染红，这些前呼后拥并向天际线无限扩张的红云又不断烘托着、推举着红日渐露峥嵘。这时候我为自己的浅薄感到惭愧，因为我的感知能力仅仅允许我把它感受为自然景观，我无法产生与宇宙冥合的那种令人出神入化的迷狂状态。科学和理性的光芒为我们照亮了事物某些方面的同时，又锁闭了另一些灵魂赖以透气的窗户。我说的这些当然可能都是老生常谈，但它所指向的具体经验对我来说仍然是全新的。

从华盛顿飞到圣地亚哥，时间长达5个多小时，飞机上除了赠送一枚小饼干外，竟然不提供任何足以充饥的午餐，看来美国真的经济衰退了。好在它准点到达，上海籍作家西飏兄受张英进教授之命前来接机。说起英进教授，其实原先我晓得他，他却不晓得我。他不晓得我是很正常的，这证明了我还要努力更出名才行；我晓得他，是因为早在20年前就读过他编的《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当然也是因为现如今他大名鼎鼎，也亲临我们华东师大来讲过学。不过我生性懒惰，不爱专门跑去听人在讲台上传道授业，因而也始终缘悭一面。此次来加州，承蒙盘兄居间引荐，倒是玉成了这样的聚晤，大作家西飏兄、大学者英进教授竟然先后成了我的免费的出租司机，真是何幸如之！

西飏兄把我引到盘兄住处，原来盘兄还请来了业余客串的厨子也就是易前良伉俪，来合伙设宴款待我。其时是美东下午三点，但是在美西却是正午12点。在这里和这些一见如故的朋友们一起用餐，谈谈说说，感觉回到了中国，不，回到了丽娃学术沙龙。在杜克大学接触得比较多的，大多是跟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趣味较远的学生学者，基本的感觉还是比较隔的，但是，此时此刻，我处在以英进教授为精神领袖的学术小团伙周围，尽管午餐的时候言不及义，没有一个字在谈学术，我的全副精神在对付我可怜的辘辘饥肠，但身心之放松，自负笈访美以来，未之有也。

午后，他们提议我们去参加每日里举行的叶维廉教授恳谈会，我对叶教授当然也是如雷贯耳，只恨无缘识荆的，当下自然一拍即合。餐后驱车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据称张英进教授以为这种译法不好，因为会让人误以为这所分校都该归某个事实上不存在的本部管，他建议的译法是：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当然这个译法据我从汉语构词法的角度来看好像也比较别扭——，感觉这所校园从外观上来看实在乏善可陈，不必说比不上森林中的杜克大学，就是跟华东师大本部相比，也还是稍逊风骚。西飏兄把我带到他们学校的食堂前的广场。让我难以置信的是，广场上的人口密度与素以人气火爆著称的华东师大相比，不遑多让。这种摩肩接踵、人声鼎沸的情景于我是久违了。回过神来才想明白，加州大学系统的那些所谓分校都是公立大学，而杜克大学则是学费昂贵的私立性质的贵族学校，所以杜克人少这边人多，倒也好理解。

广场面向马路敞开，一面对着食堂，另两面大概是一些便利店。广场里设置着很多石桌、椅子和遮阳伞，供学子们就餐。西飏兄遥指一位穿着西服，戴着眼睛，容貌清癯，神情庄重的在石桌旁端坐着的先生，说他就是那位《中国诗学》的作者、诗人叶维廉。近旁颇有一众年轻的粉丝们簇拥着他。我本想疾步趋前纳头便拜，寻思着这会吓坏他，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巴巴地凑上前去，说了些大慰平生渴仰之念一类的话，总感觉自己说得不咸不淡，没有表现出偶像崇拜者应有的激情。他很平和近人，马上就给我现场指导，告诉我，他们这里理论的位置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是从事学术研究之前必须具备的基础，所以这里几乎每一位学者对某种理论都具有某种独特的理解。这和我们国内把理论和实践截然分开来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诗学》中的一部分内容和他的哲学观其实是有深刻关联的。我则向他汇报，我们丽娃学术沙龙有一次还专门说起过他，记得有一位叫查副贤的北大来的优秀青年，还给我们每位龙友派发了一篇英文的文章，是专门跟他商榷的。很遗憾，由于无情的时间川流把我存量不大的记忆内存条冲刷得一干二净，所以商榷的究竟是什么内容倒记不真切了。据称叶教授每天都在这里吃午餐——也就是三明治之类极为简单的快餐，然后大家都团团坐下，啃一块面包，喝一口可乐，说一段学术。看来不在荒江野老屋中，学术也是可以商量培养的。参与者除了一位韩国人之外，大抵是来自两岸三地的华人，其中竟有一位是我未来的同事陶国山博士。美国的大牌教授其实是到了中国之后，谱才开始变大，才开始变得比较威风。在美国本土，像叶教授这样有如邻家老伯的，应该是比比皆是。要做阔人，无论是文化界的，还是政治经济界的阔人，都还是在中国做比较拽比较划算。

忧郁是什么呢？也许，这是不可言说的。忧郁．也许是沉思默想、悲天悯人时的那种缠绵悱恻、欲说还休的忧愁；也许是独自一人徘徊在荒凉的山村、颓败的古城墙、朦胧的雨巷、寂静的荷塘月色时的那种低徊、委婉的心境，也许是反复吟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或“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时的那种温柔的怜悯……

我不知道还有哪种情感比忧郁更为迷人了。也许，忧郁实际上只不过根源于少男少女对痛苦经验的一种朦胧渴求。少男少女憧憬着成年人的世界。他们认为，只有经受痛苦，才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但是，他们还无法经验痛苦，于是，他们把痛苦诗化了。痛苦已经失去了任何真实性，它变成了一个神奇而未知的国度，放射出诱人的光芒。

依稀记得读大一时的那些周末。独自坐在空荡荡教室的最后一排，我默默地倾听自己心灵的独白。白昼间的一切暄哗和骚动似乎一下子都隐遁了。透过玻璃窗凝望着一株在晚风中飘摇无依的小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占据了我的心头。我感到了充实。是啊，我在这儿读书，我看不起那些油头粉面的登徒子，他们肤浅而轻簿，只知道整天围着女孩子大献般勤。我对他们充满鄙视，但暗暗地又有些羡慕。这使我怅然若有所失。我勉强轻蔑地一笑，在那种恶意的嘲弄之中——我不知道是嘲弄别人，还是嘲弄自己，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似乎又感到了些许快乐。

也许，这就是忧郁。它总是伴随着那种既甜蜜又苦恼、既纯情又秘密的令人回味无穷的感伤。它从不劝人积极地主动追求心灵的理想，相反，它只是让我们温情而又寂寞地站在远处旁观。它把紧张的心理欲求轻轻化解为像梦那样温馨的幻想，它把强烈的生命冲动悄悄转换成像诗那样圣洁的沉思。我们无端地感到自己受了委曲，没有人了解我们，我们也不愿意让别人来了解自己。我们在想象中任意夸大着自己的孤独和不幸，我们沉醉在对自己遭受的莫大痛苦的体验中，我们抱膝自温、顾影自怜。我们放逐了自己，使自己成为精神世界的浪子和逐客。在这种孤独中，我们又感到了自己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

然而，也许我们应该感谢忧郁，因为忧郁给我们带来了灵魂的平静。忧郁是我们青春的守护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精神家园。它永恒地祝福我们的不幸和失败，永恒地肯定我们的脆弱和羞怯，永恒地庇护我们的心灵不再受到伤害。它引导我们用永不枯竭的自信和自尊筑成最后一道防线，来抗击命运对我们的冷落和漠视。它清洗了一切丑恶、庸俗、委琐和杂乱，消除了一切超出限度的激情和欲望，而只给我们留下了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优雅的美。

忧郁属于青春。它是青春自我迷恋时的深深叹息。它是对成熟的执著企盼，虽然它本身还不是成熟；它是对深沉的热切向往，虽然本身还远不深沉。忧郁用沉思来替代任何实际行动，用个人主观世界来替代超出于自我之外的客观世界。它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不敢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它远远地避开真实的必然王国，而用美丽的谎言将自己编织成一座五彩缤纷的花园。

也许，忧郁终于是值得我们留恋的，因为它毕竟将我们的少年时代赋予了诗的内涵，它使我们成为诗人和幻想家，使我们暮年的记忆有了寄托和归依。然而，我们终于又要告别忧郁，因为晨雾必将散尽，青春必将远逝，而我们必须要睁开眼睛，打开窗户，去征服脚下的苍茫大地。我们必须走向成熟和深沉。因为少年之梦已然做完，我们无法挽留。

那么，让我们对往昔潇洒地挥挥手，不再忧郁。

1992年于南京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感谢互联网，感谢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当陈怡臻同学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你们即将在13年之后重返校园，刹那之间，我心灵深处的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打开了。同学们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年轻的面容，纷至沓来，把我带回到了遥远而又清晰的过去。

是的，那时候，你们风华正茂，我也血气方刚。我们共享了许多丰富而精彩的大学生活，我们一同在曲阜坐马车谒孔庙，赞叹先师之圣；我们居泰山绝顶，一览众山之小；我们攀登九华山，沉醉于肉身菩萨之神；我们举办联欢晚会，或歌或舞，或感伤或欢笑。我们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景观美学和西方文化，但我们也怒不可遏地争论以至争吵。我们无法克制幼稚的冲动，我们一起犯下年轻人可能会犯的错误。我是你们的老师，我常常苦口婆心的教导着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你们也教导着我该如何做老师，该如何更成熟地对待自己以及自己的学生。

回首过去，我对这段美好的过去充满了温馨的缅怀和感激之情。无论在你们之前，还是在你们之后，我从未做过大学生的班主任。现在，我常常有机会享受掌声对我的鼓励，但是，唯有当我被宣布为你们班主任时，那长久而热烈的掌声才使我倍感珍惜。那是对我怎样的信任和鼓舞呢？同学们，你们永远是我一生的骄傲和自豪，是我信心和勇气的来源。

春秋换岁，日月不居。13个365天一去不复返了，这当然值得叹息；但是，如果看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又应该感到欣慰。我们今天活跃在祖国的各个领域里，我们享受家庭的温暖和友情的关怀。功名利禄非不诱人，不过它是傥来之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勤勤恳恳做事，坦坦荡荡做人，只要一念放下，我们就能获得万般自在。这既是我的生活理想，也是我对大家的祝福。

很抱歉，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无法抽身前来躬逢盛会，与你们举杯同庆。但是，我的心跟你们一起同在。请接受我缺席的歉意，祝愿你们的聚会取得圆满成功！

也请帮我转达对所有参加此次活动的老师的亲切问候！

你们过去的老师，现在的朋友：朱国华

2008年美国东部时间4月18号零点二十八分

朱云柯：

你好！

你妈妈让我给你写封家书，她显然理所当然认为应该是我这位中文系的教师来写，她没想到，这可真的难住我了。我每天大概要发十几封电子邮件，怎么给你写就不知从何处说起呢？原因首先就是，这虽然是一份写给你的私人信件，却是要读给别人听的公开信，那就不能随心所欲信笔涂鸦了，要考虑你们老师和同学的感受。其次，父母亲给孩子写信，父子之间最不易落笔。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一般认为母亲更倾向于表达感情，而父亲则更多地表现理性的一方面。父亲经常比较宠爱女儿，犹如冬天的太阳；但是对儿子却常常想到的是责任、义务之类，犹如夏天的太阳。你已经比以前更愿意读书，如果你以后有机会读一下大翻译家傅雷写给他儿子著名音乐家傅聪的信，你就会感到他们的父子之情非常美好，但是他们大谈人生哲理和文学艺术，我估计你现在这个年龄还不大能够领会。第三个原因是，在你读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写过一封性质完全一样的家书给你了。我不想重复那封信的内容，但是要另起炉灶，确实又颇费踌躇。上次据说在一片哭声中朗读各种家信的。我不知道今天，你们集体生日是否仍然重演两年前的历史，但我觉得，你已经从舞勺之年快到舞象之年了，越来越像个成年人了，我还是写得尽量冷静一些。

但我该跟你说什么呢？也许我该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可是你心里会说，其实我早就过了14周岁生日；也许我该关心你的学习情况？可是你会不耐烦地想，你就知道整天问我的考试成绩，好沉闷的老爸啊；也许我该问问你，最近跟老师和同学们相处得怎么样啊？可是我能想象到，你会漫不经心地说很好啊。接下来你我都没词了。看来，我们之间的有效沟通太少了。因为，我跟你妈妈以及别人的话都很多，而另一方面，据我所知，你跟老师和同学们的话也很多，怎么我们父子之间的话就那么少呢？这首先应该是我的问题，我应该多花些时间来陪你。可是，我们该如何一方面培养和发展我们的共同兴趣，另一方面又不丧失我做你父亲的责任呢？这是个难题。孟子认为，父亲是不能教导自己的儿子的。为什么呢？因为父亲通常都喜欢讲道理，儿子当然有时会听不进去。这样，父亲就会发火，但是，发火就会伤害父子感情了。因为儿子会想：你自己都做不好，怎么能教导我做好呢？所以古时候流行的是易子而教。我当然不愿意总是板着脸来教训你，可是这样一来，我很有可能就丧失了做父亲的威信，你更不愿意接受我的看法了；另一方面，如果我在你耳边始终絮絮叨叨地告诫你这个，批评你那个，我很有可能就丧失了做父亲的温情。但面对问题也许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今天向你敞开心扉，你能不能投桃报李，对我也给予朋友般的信任，愿意跟我多多交谈呢？我可以向你承诺，终其一生，我会愿意始终成为你忠实的听众，并愿意为你出谋划策。

再过半年左右，你就15周岁了。孔子说他“十五有志于学”，接下来又说“三十而立”，也就是说他一口气用功读书读了15年总算读出了名堂；李白一会儿说“十五观奇书”，一会儿说“十五好剑术”，一会儿又说“十五游神仙”，他这些广泛的兴趣为他后来成为大诗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5岁看来是一个觉醒的门槛。我家的藏书应该算是比较丰富的，用“坐拥百城”来形容，我觉得并不过分。但是，你始终并没有形成读书的强烈兴趣。我也常常感到遗憾。不过，不要紧，人家孔子、李白也是到了15岁才领悟到读书之乐的。你现在开始恍然大悟，还为时不晚。问题是，你愿意醒悟过来吗？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你们学校组织你们来农家学习耕稼之道，我非常赞赏这样的活动。上帝曾经对人类始祖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对基督徒来说，耕种劳作是具有宗教意义的一种有深度的人生经验。你所崇拜的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就躬耕于南阳，通过干农活，来涵养他的浩然之气。耕读传家，一直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一个传统，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我们才把它丢失了。希望你好好体会农人的汗水辛苦，珍惜这次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并把你的真切感受告诉我。

我这里已经是深夜三点半了，周边的人早已沉沉睡去。上海还是艳阳高照吧？孩子，请帮我向尊敬的各位老师问好致意，也问你的同学们好。你自己，也要用一种新的标准来看待自己，好好读书，好好休息，好好游戏。

爸爸

2008年4月18日

阳阳：

你好！

想给你写这封信已经很久了，那时你还没有出生，那时甚至我还没见到你妈妈。那时我在读大学，就在离你们学校近在咫尺的华东师大。

那一天，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坐在教室里拿着笔，心里充满了悲伤。因为，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去世了，我们家不再有一个男人可以跟我做那种男子汉的交流了。我不再享有父爱了。我写完了一篇悼念你爷爷的文章，但是还是无法忘却他曾经给我的刻骨铭心的父爱，于是想，过去的无法挽回，但是，至少，我还可以把这种父爱继承下来，然后奉献给我的未来，也就是你，我的儿子。那是1984 年，你要过十个年头才来到人世，可是，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你了。

但是，我当时终于没有写信给你。因为，我当时毕竟还太年轻，不知道该如何做爸爸。一晃20 年过去了，你从横空出世，给我带来惊喜，到渐渐长大成人，从蹒跚学步的婴儿变成了一个阳光少年，你甚至告诉我，你觉得那些低年级的孩子太幼稚了。但是，我仍然没有学会当爸爸。我不是说我不善于照料你的生活起居，不是说妈妈如果下班比较晚，我就只能带你去饭店吃饭，不是说不会帮你洗衣服或者收拾铅笔盒，我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真爱你。我是应该放纵你自由的天性，让你度过一个快乐的、将来充满生活细节回忆的童年，还是应该严加管束，让你饱读诗书，整天淹没在奥数的题海与英文的录音之中？孩子，你现在并没有成熟到拥有一个自由意志，我必须替你的明天做出决定。但是我并不知道，当你真正长大的时候，你是愿意选择做一个普通人，平平淡淡地度过这一生；还是确实愿意事业有成，获得更多人的承认与尊敬？

孩子，你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你属于你自己。我们，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没有权利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设计你的人生。但是我相信，俗话说得好，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以后更懂事了之后也不会是一个例外。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你的未来并不是铺满鲜花在等待你，你的成功需要你的努力拼搏，需要你的艰苦付出。社会竞争的日益残酷，让我们不能有丝毫马虎和侥幸。所以，当节假日来临的时候，我们强迫你读书，但是你总是一再强调你出去玩的天然权利。我们内心中充满了冲突。我们知道你是对的，玩确实是一个孩子的天性，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不得不让我们变得蛮不讲理。我们多么希望，你是一个自觉用功学习、能克制看电视爱好的孩子，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反复劝告你早点休息不再读书，就像爷爷奶奶当初对少年时代的爸爸做的那样。

孩子，你已经上五年级了。天真烂漫的小学生时代快要结束了。你马上将是初中生了，你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你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我们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这个学期以来，在妈妈的督促下，你变得进步越来越多了，你为做出难解的题目而欣喜，遇到困难不再知难而退了。你很聪明，阳光，自信，乐观，善良，温和，礼貌，可爱，尽管你现在还缺乏持之以恒的坚强意志和锲而不舍的认真精神，但是我相信你迟早会有的。作为家长，我们为你感到自豪和骄傲。

今天，你离开了亲人的怀抱，跟老师同学到了郊外，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你们学校的这个计划非常了不起！学校在帮助你们更快地理解成熟长大的含义，帮助你们预习初中生的角色。这个时候，你跟我们切断了一切联系，因此，你离我们是最远的。你们学校是非常优秀的心理学家，它明白，在这种隔绝的状态下，当我们家长写信给你们并当众朗读的时候，我们父母和你们孩子心灵才拉得最近，我们吐露的心声才能更深刻地进入你的心灵。朱云柯！我不再叫你小名了，我希望你能明白，你已经长大了，你知道你的目标应该是什么，知道你肩负的责任是什么，自己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不过，现在是你玩乐的时间了。祝你玩得开心！

爸爸

2005年某月某日

对我来说，游行的经验并不陌生。对在舞勺之年的我来说，游行差不多等于现今人们说的嘉年华，那时候我们小城如皋举办粉碎“四人帮”的大型庆祝活动，其场面真是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彩旗飘飘，口号阵阵，全城万人空巷，将马路两侧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个都伸长着脖子出来看热闹。及至弱冠，在上海的大学四年寒窗以后，就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才知道游行原来还可以和示威结合在一起，知道它具有严肃的政治目的，尽管作为个人你仍然可以在其中暗爽，但是这个游行事情的本身性质或者说公开的理由就不那么有趣了。

如果我们自视为所谓文明社会的成员，那么，一般说来，我们的感情最好被理性所引导。然而，所谓“有理有利有节”，说起来铿锵有力，但表现出来难免枯寂沉闷。所以，对另一些人来说，理性还不如成为强烈的感情冲动的工具，并充当着把这些激情予以正当化的功能。这样说来，群众集会似乎就可以粗粗分为两个极点，一端表现为某种理性的诉求，通过一个群体的活动，旨在说服或争取别人赞同自己的立场，而自己的感情表达起一个配合作用，犹如烹调时加点鸡精。因为如果喧宾夺主的话，那么就似乎有害自己言说的公正；另一端主要侧重于情绪的释放，旨在以外观上的气势浩大、内心中的畅快淋漓为指归，而辩论说理则屈居其次。我们先是有了某种主要是某种被压抑的情绪，然后再去为它寻找合理化辩辞。但达到这一认识，还是在参加了杜克大学的游行之后才变得可能的。

且说西藏那边出事之后，西方媒介的歪曲报道，以及一副正义在我毋庸置辩的傲慢姿态激怒了广大海内外华人，须知这些被惹恼了的华人中，许多人原本是对西方媒体顶礼膜拜的。而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风波曲折，以及西方某些政要和主流媒体在此过程中对藏独不加掩饰的推助，更为华人世界的怒火提供了充沛的燃料。我呆的达勒姆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比我们如皋还要小得多的蕞尔小镇，原本不会有什么风浪。没想到几位好管闲事的白人小孩受了他们媒介的蛊惑，打着“杜克人权联合会”（Duke Human Rights Coalition）的招牌，要搞一个什么藏旗校园接力与烛光守夜活动，在其广告中竟然指责北京奥运是什么“种族屠杀”的奥运。这边的杜克华人组织DCSSA闻其风而怒之，立即在其负责的邮件组中倡言予以反制，也就是选择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搞一个同样的集会，其申请也很快获得杜克警察局的批准。

集会的第一个地点在东校区食堂与Lily图书馆之间的那块大草坪上。有一根黄线把两彪人马分成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一侧是数十名华人，挥舞着大大小小的五星红旗，举起的标语是“反对歪曲新闻”、“我们热爱西藏”、“达赖喇嘛是个大谎言家”、“我们热爱和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热爱中国”、“一个世界、一个梦”等等，但也看不出哪些人是组织者。另一侧起初只是一个孤零零举着“雪山狮子旗”的白人大学生，老实说，虽然我认为这孩子不明事理，但从非功利的角度上讲，他不惧怕单兵作战，这份勇气倒是值得嘉许的，只可惜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后来有位华裔记者模样的人对他进行了采访，过会儿那边稀稀拉拉来了几个人，不过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而已，始终士气不振。好像两边都没有什么气氛，这和人头攒动的食堂适成对照。支持或反对藏独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件挺让人揪心的事，我们不断操心着别人怎么看，不过其实对绝大部分美国佬来说，这是比较遥远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得知卢旺达两个部族发生械斗， 不是没人关心，但是究竟是波澜不惊。

接着，一件离奇的事情出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一个穿着黄色衣衫的黄种女孩子出现在他们的那一撮人中。大家招呼她过来，但似乎请不动她。看上去她跟藏独打得火热，一会儿在其前胸后背上给他们写上“Save Tibet”、“Free Tibet”，一会儿跟他们谈笑宴宴。大家议论纷纷，不知此人是日韩的，是华裔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则想当然地估计她是藏独的男朋友，被人家争取过去了。有人于是就大声喊话问她，她回答自己是中国人。大家顿时就觉得很气闷。接着她就踩着黄线，对着我们叽里咕噜说着什么。但是，双方都不屑近前听她说法。我走过去，问她对同胞为何非要用英文讲话？她用英文回答我说，反正你们都听得懂。我说这不是听得懂听不懂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这涉及到一个民族的尊严。她说我必须要用英文讲，因为只有用英文讲，彼此才能听明白，她要调停。我指指那些藏独，问她：“他们中可有一个人在听你？”她并不理会我，继续徒劳地在用英文哇里哇啦。不消说得，此人即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王千源小姐。

不时地有老外经过，我们就给他们派送传单。我们这里的传单其内容我以为很刺激渗人，主要是宣传西藏农奴社会时代的酷刑图片，以及达赖喇嘛与一些纳粹余孽的合影。我认为这种传单效果有限，因为达赖流亡政府现在毕竟不再实行酷刑了，而他跟纳粹的联系我觉得很牵强，合影可以进行多重解释，不能说明什么太大的问题。更重要的事，达赖在西方社会声誉日隆，这种宣传会被视为荒诞不经而弃置不顾，倒头来反会使我们陈述的其他事实丧失公信力。虽然如此，我还是利用它成功地策反了一名潜在的藏独。我看到了一位跟我一同听课的澳大利亚籍学生，把传单交给了他，并告诉他西方媒体都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之下，片面报道。他挤挤眼睛说，你可真是活学活用啊。因为《文化研究导论》这课，好多时间都在讨论意识形态。

大概过了半小时，也就是六点半的时候，藏独们出发了，我们这边大队人马马上也就贴身跟上。一个警察骑着摩托车不即不离地跟着。我们从东校区步行到西校区，人行道非常狭窄，所以把人数并不多的队伍拖得很长，犹如残阳下的影子。沿途都是森林，空气清新，大家谈谈说说，不像是义愤填膺的样子，倒像是赴宴途中。蓦地我想起来，藏独在前面引路，我们搞得来岂不像是他们的随扈人员了么？走到路中心往前一看，原来我们的五星红旗在飘扬在最前面。藏独夹在当中。可惜观众不多，不过偶尔有一两辆校车开过，车上的学生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友好的表示。有趣的是，一位好奇的白人大学生，在队伍前后窜来窜去，向中国人热情地问长问短。行进途中，不时有前方战报传来，说是UNC（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动员了八辆车过来支持，一会儿又说，前来驰援的还有距离这边稍远一些的UNSU（北卡州立大学）的中国人，这些生力军都集结在西校区的教堂前，形成两军对垒的态势。

还没走到教堂，就听到我们的国歌嘹亮有力，我们精神不禁为之一振。远远望去，教堂前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当然八九成的是中国人。趋前看时，看见一个瘦高的白人学生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多少还有些委屈地说着什么，但是没有人听清他在说什么，因为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有节奏的、排山倒海的“Liar”的喊叫中。他们占据着教堂前的有利地形，但是他们的雪山狮子旗处在五星红旗的红色海洋的包围之中。不少人手持相机摆出各种pose留影纪念，小可亦不能免俗。这时候看到那位加拿大的华裔女孩，她是我上哈特课的同学。老远就叫着“老朱”，拿着相机在人堆里转来转去，兴奋的脸涨得通红，一叠连声说着：“好玩好玩，好玩死了！”我问她支持哪一方，她竟然说哪一方都不支持。我想，怎么第二代移民这么快就已经被同化了？心有不甘，又问她感情上支持哪一方，她想了想说，还是支持我们。但究竟是真心如此，还是不好意思让一再逼问的我脸上无光，就无从知晓了。

但跟所有的高潮一样，一旦High了，不仅时间维持得不长，而且革命低潮就会马上出现。由于教堂前的广场是他们早先预定的，所以我们不能非法占据他们的地盘。但是把这块空地让出来之后，我们这支队伍就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一部分人在组织者的带领下，举着旗帜在周边悄无声息地兜圈子，另一部分人则逗留在广场上跟藏独辩论，据我看来，我们的胜算不多；因为一则语言上他们就占了一个便宜，二则我猜想这些藏独娴熟各种人权理论，对政治抗争自小耳濡目染，所以是有备而来，而我们虽然人多势众，辩论的经验和水平未必就很高。这时候消失了好久的王千源不知道怎么又突然高调出场了，要求大家静下来听她讲，有些人发出嘘声，甚至有个别人骂她“汉奸”，但是这种辱骂很快被制止，也有人大声喊着让她讲，但是她似乎缺少足够的魅力成为大家愿意倾听的中心人物。辩论很快就乱哄哄地分散成好多小圈子在各自为战，但这时候我本来就不多的激情已经油枯灯尽。于是远离嚣杂的人群，独自坐在台阶前小憩，想想中国政治，中国历史，美国，自由，民主，觉得这些大词很让人头疼，接着又想想杜克大学和此时此刻在杜克大学某处台阶上无聊坐着的自己，觉得这些事情有些怪诞。看看头顶上的星空，觉得月亮也冷冷地看着我，我不觉拍了拍脑袋，走到那些相熟的朋友面前说，不如走吧。

第二天校报上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游行。但是记者却基本上采取了藏独的视角，抱怨我们抢占了他们的布道场所，我们剥夺了他们的言论自由，不让他们开口，藏独甚至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对藏人做了的事情。必须承认，尽管报道有失公正，后来DCSSA也组织签名发表了批评性读者来信，但是他们这些意见本身还是有部分的道理的，要是人多势众取胜，那么在美国，华人再多也还是极少数。从自我表达上来看，这次游行酣畅淋漓，气势如虹，可谓完胜；但是从争取认同的理性立场上来看，感觉还是路漫漫其修远，还要吾人一起上下来求索了。

一

最迟从黑格尔开始，关于艺术终结的问题就成了一处让人爱恨交加的竞技场。一方面，它是艺术从业人员的一块心病：因为艺术假如果真终结，自己的满腹经纶也就成了老舍笔下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艺术哲学家或艺术评论家们必将沦为难为无米之炊的巧妇；另一方面，这又是刺激自己才华的一贴强力兴奋剂：因为，还有什么更有利的学理切入点能够更好地帮助自己迅速占领艺术哲学的战略制高点呢？显而易见，艺术终结的命题如同哲学上许多其他没有解决好因此需要不断返回的问题一样，并非一个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承认，艺术的本质就是艺术的历史，那么，不仅仅进入这个问题域本身可以丰富关于艺术展开过程的认识，而且，介入此一问题所动用的话语系统必将推动我们更新或强化对于艺术的总体性看法，无论我们打算拒绝或接受艺术已经或正在终结的结论。

但一旦切入这一问题的论域，我们就容易招致来自朴素经验主义与浪漫主义两方面的激烈诘难。朴素经验主义者相信观察对象可以直接被表象出来，因而对他们来说，艺术是否终结，只需要通过翻阅杂志、网络搜寻、艺术品的生产和消费调查等简单手段，也就是诉诸常识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得出艺术并未终结的结论。从认识论上来说，朴素经验主义者将直接经验到的现实视为如其所是的真实存在，未能从社会世界的透明性幻觉中走出来。这种直接理解的错觉源于一种不言而喻的信念，即相信经验直觉无需理论构建就可以达到事实的本质，而知识不过是对于经验事实的归纳总结并理论升华的产物。对朴素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批判不是本文的任务，不少科学哲学家例如库恩等已经对此论述得非常清楚；从另一个方面说，朴素经验论者寻求的是主观结构（自己用以理解艺术是否终结的编码程序）与客观结构（被编码了的外部现实，在这些外部现实中可以抽取出来的关涉艺术仍然兴盛的诸多事实）的吻合，其主要盲识在于，这一观测角度导致了认识主体的逻辑对对象的支配，而对自己的主观结构未能予以客观化，对其自身可能性条件缺乏方法论反思。

我们可以留下稍多些篇幅谈论浪漫主义者的看法。我们这里说的浪漫主义者，是特指某些从应然的、理想的角度来思考艺术终结问题的学人。其基本立场可以在阿多诺那里找到一个较有代表性的陈述。在《美学理论》中，阿多诺不乏悲壮之情地写道：“是否这就是艺术的讣告，这超出了今日美学的范围。然而，不必玩弄下述动作：发表墓边悼词，确认其终结，回味其过去，以及逢迎某种野蛮性，这种野蛮并不好于获取野蛮以补偿自身畸形的那种文化。无论艺术是否被损害，被摧毁，或绝望地坚持住，并不会强使过去的艺术的内容也会消失。艺术可以在将自身从文化的野蛮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中得到幸存。”[1] 阿多诺相信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受挫只不过碰巧没有赶上好时代。这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条件导致艺术日薄西山，[2] 但是由于艺术本身具有无可替代的质素，因此在某种未来社会例如共产主义社会，说不定会获得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阿多诺这一反体系的体系中，艺术经验非但不处在其哲学的边缘，倒是处在其理论核心地带。艺术收复了原先上帝从中溃败的精神地盘，也就承担着以前上帝在传统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艺术一技多能，而且这些功能不仅仅是兴观群怨那样，只是在一个有教养的阶层或合理的社会中才是必须的，它其实代表着有价值的生命存在的本质：艺术代表着真实经验，因而实际上就是真理本身；艺术提供了校正现代性的手段，因而可以帮助我们拒绝同一性暴力；艺术品从经验世界中独立出来，并展示了对立于日常世界的另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实体，因而，艺术品无论显示得有多悲剧性，它们总是先天地倾向于肯定，而这就包含了对未来的幸福承诺；艺术的内在的交往性质，在我们这个物化的时代，却以非交往的方式表达自身，从而以负值的方式保留了乌托邦的维度，并为世俗启迪或美学救赎提供了可能，等等。浪漫主义表达的观点不仅雄辩，而且令人不忍驳斥。我们已经摧毁了上帝，摧毁了元叙事，摧毁了形而上学，摧毁了一切具可公度性、让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绝对根据，我们如何能下得了手对艺术的未来发出乌鸦般烦人且不祥的预言？但如果学术研究对我们提出的首要要求是对真理的顺从而不是不负责任的慷慨承诺，那么，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浪漫主义的雄辩是否仅仅表现在他们对于一种美好愿望的论证上。诚然，人类对于艺术的需要是永恒的，这我丝毫不想反对，事实上我赞成这一观点的急切程度并不低于浪漫主义者，[3] 但我们希望或坚信什么事情会发生，与实际上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两者也许有关系，但并无逻辑上的必然性。简而言之，从应然推不出实然。

二

假如我们现在姑且同意，讨论艺术终结至少是可能的，那么也就不可避免地预设了艺术具有一个历史。但说艺术是历史性的，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艺术这一范畴本身就是历史性的，“艺术”作为一个巨大的能指，并没有与之相应的确切所指。贡布里希在其颇负盛名的《艺术的故事》中开头第一句话就如此写道：“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4] 换言之，并不存在作为各类文化实践的集合体的艺术，只存在各种类型、并在相关语境中呈现自身的具体的艺术。就前者而言，也就是抽象意义上的艺术既然从未存在，那么我们自然也不可能想象它的衰亡；就后者而言，也就是具体意义上的艺术，我们似乎可以设想客观上存在着一个或多个历史。早在16世纪，西方第一位艺术史家瓦萨里就相信艺术存在着一个发生、发展、高潮、尾声的演进过程，他相信自己所处的是艺术发展的第三时期，此时“艺术已经尽其所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以致我们如今不是奢望它进一步发展，而是忧惧其衰落。”[5] 但瓦萨里的所谓“忧惧”其实是虚晃一抢，他真正期待的是“不久的将来，它们将迈入最完美的时代。”[6] 显而易见，他还站在某种艺术历史的内部来进行观察。但异常重视历史维度的哲学家黑格尔不仅看到了西方古典艺术的完整过程，他还发现了西方艺术之外的他贬称之为“象征型艺术”的东方艺术，当然他同时也并未无视他自己躬逢其盛的浪漫主义艺术。海德格尔则从他的哲学视域出发，辨识出有异于黑格尔分类图式的三种不同的艺术的历史形式：“在西方，这种作为创建的艺术最早发生在古希腊。那时，后来被叫做存在的东西被决定性地设置入作品之中了。进而，如此这般被开启出来的存在者整体被变换成了上帝的造物意义上的存在者。这种存在在近代之初和近代之进程中又被转换了。存在者变成了可以通过计算来控制和识破的对象。”[7]

但一旦承认艺术的历史性，似乎必须也顺带着承认艺术历史的演进存在着某种动力，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分析这些动力的衰竭而逻辑地得出艺术历史已经终结的结论。伊格尔顿在谈到现代性或意识形态是否终结这一问题时反问到：“如果历史从来没有过任何动力的话，那么它还能够已经完结吗？”[8] 黑格尔尽管意识到艺术出现过三种不同的历史形式（象征艺术、古典艺术和浪漫艺术），但是他只是偶然性提到了导致艺术历史发展的一些客观条件，例如市民社会不利于诗之类的说法。作为一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缔造者，他无意于在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过程之外来解说任何重要事实，也就是他并不把这一展开过程安置于任何物质基础之上，其结果就变成了绝对精神的动力就存在于内部的张力（辩证否定的冲力）之中，因而，对唯物主义者而言，他的论断是不可靠的。然而，另一方面，对黑格尔哲学心怀不满的20世纪诸多哲学大师，唯恐重新落入到笼罩着黑氏阴影的决定论的故智之中不能自拔，又常常拒绝对艺术的历史变局做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认真解释。海德格尔或福柯确实强调着某种历史或知识型的断裂，但是他们只是醉心于描述这些时空连续体的断裂发生了，却没有兴趣说明何以发生。

要在后现代知识语境的条件下，分析出支配着艺术的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动力要素，同时又避开被指控为决定论者的责难，并非易事。在这方面，阿多诺的思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方面，他拒绝承认可以从艺术起源中推论出艺术的本质：“艺术的概念处在历史性变化中的诸要素的星座之中，它拒绝定义。它的本质不可以从其起源中推导出来，就仿佛第一部作品是个基础——效法它的所有事物都是被构建出来的，一旦出现震塌动，就会垮掉——似的……艺术的定义在每个方面都表明了它曾经是什么，但要获得合法性，还必须表明，艺术之已经变成为什么，是与艺术试图成为什么，以及也许能够成为什么等是相关的。尽管艺术与单纯的经验之物间的差异得到坚持，这一差异就自身而言在性质上是可以改变的：许多并非是艺术的东西，例如祭祀用品在经过一段历史过程之后，转化成了艺术；而另一些曾经是艺术的东西不再是了……艺术只能通过其运动的法则，而非根据任何永恒因素来加以理解。”[9] 阿多诺这里强调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界限的不断变换，因而反对将艺术加以本质主义的理解；另一方面，虽然他并没有花费特别的笔墨将所谓“运动法则”予以概念化，但是，在其批评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那封著名的信件中，阿多诺表示认同本雅明关于艺术之灵氛因素衰落的判断，并从技术可复制性与艺术自身的自主性形式法则已经达到实现这两个层面上进行了阐释。[10] 由此可以推定，阿多诺所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要求自己承认艺术的发展具有作为其发生条件的动力机制。这样，我们似乎可以由此赢得一个多元决定论的逻辑可能性空间。

我们至少可以想象存在着下列赖以组织艺术质料的动力法则：艺术本身的形式法则，渗透到艺术内部的技术要素或媒介的运作机制，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等外部压力，以及经济的逻辑等社会学势能或条件，都可以为艺术的终结问题提供某种仅仅具有局部有效性的解释。例如：如果我们同意形式主义的艺术史观，突破前人影响的焦虑导致艺术家们不断标新立异，最终导致形式资源的枯竭，这种说法可以成功地解释中国的近体诗在唐宋时期的终结，但如果换一种不像近体诗那么表现形式那么狭小的文类，比如小说，即便形式的可能性已经被穷尽，但其表现的内容具有几乎无限的可能性，这样仅从形式创新的压力来考虑问题就似乎简单化了；如果我们承认媒介技术的重大影响，当然我们可以解释，摄影术、电影等机械复制技术的兴起，导致了再现性绘画的终结，[11] 或者，我们更谨慎一点，可以同意从瓦萨里、贡布里希到丹托的看法，认为绘画艺术的进步意味着“自然外观的逐步征服”，或“真实的视觉刺激与绘画的视觉刺激之间的距离的缩小”，[12] 摄影或电影等的发明最终导致再现性绘画不再据有任何技艺优势，从而自然淡出历史舞台。但是我们很难从同一个层次上在其他艺术类型（例如文学，特别是音乐）中碰巧寻找出类似的技术进步，并用以证明文学或音乐中再现因素的大规模衰落流失，实属理有必然；此外，尽管政治、伦理、宗教诸因素对文学的作用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很难一概而论，但是可以说，单独任何一项，很难说可以决定艺术的生死。举例来说，政治环境可能导致文革时期艺术的停滞，但纵观人类艺术史，这只不过是由于历史火车头的紧急刹车导致的艺术的临时休克，尽管确实对艺术造成了伤害，但并不是结构性地摧毁了其赖以可持续生长的土壤。从观念层次上来看，政治的、伦理的或宗教的某些禁制只会造成艺术表现内容受到某种限制，并不会将艺术存在的根基连根拔除。事实上，艺术总是不断利用这种限制来发展自身。就古代而言，艺术实践常常体现为上述诸观念的感性形式，而在现代性转换之后，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既定的意识形态的颠覆而不断激活自己的生命能量；最后，市场原则虽然可能导致文艺家心性浮躁，并诱使其放弃艺术自主性。但当初正是因为艺术品的市场化，才催生了艺术自主性，亦即为其提供了决定性社会条件。虽然我们不可以低估资本无孔不入的强大侵略性，但是，如果它找寻不到为之效力的代理人，它本身并不可能独自完成对于艺术的谋杀。

三

在上个世纪末，我不自量力，试图利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概念，将多元动力因素组织为某种整一性的叙事构架，进而以文学为例，将艺术终结论这一命题加以一揽子解决。撇开具体论证环节，我的基本结论可以简述如下：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突显出了文学合法性的命题。自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真理性一直被指认为文学成为可能的精神本质。然而，无论是从这一命题的普适性（是否适合中国古典诗学）上，还是从真理这一概念使用的含混性上都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其为正当。实际上，真理自身也是被建构出来的，文学合法性依赖于真理的辩护。因此，我建议对文学的合法性引入权力的研究。换言之，权力可被视为文学合法性的根本条件：权力一方面是文学得以兴盛的原因，因为文学构成了一种符号资本或话语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另一方面又是它走向终结或失去合法性的结果，因为伴随着它在表征领域里位置的急剧下降，文学被挤压到权力的边缘。

具体地说，首先，我尝试性提出了文学权力的概念，并结合布迪厄意义上的资本概念，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它的构成条件及其作用方式。我认为，从文学话语内部即文学的叙事特征来看，作为所指的叙事，文学话语通过作用于我们的感知、体验和观念，确定着所叙之事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功能；另一方面，作为能指的叙事，文学话语在追求表征自由和艺术真实的过程中，又可能从预定的意识形态预设之中突围而出，并导致它所由出发的符号权力遭到颠覆。因此，也就是说，文学可以被确认为一种不够完善的话语权力或符号权力。从文学话语外部来看，文学的话语权力属性可以通过文学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具有文化资本这一事实得到证明。继而我从分析文学的符号资本的条件即文化稀缺性（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习性和文化产品三方面）以及考察文学的符号资本的实现方式即控制表征领域这两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基于上述观点，我认为，文学权力在当代语境中的衰落与大众媒介的兴起密切相关。

其次，我提出，文学权力决定于文学作为符号资本在表征领域里所占据的比重，而文学观念是文学权力的一种突出表现。由此出发，我结合传播媒介的历史，考察了文学权力的历史性演变。在口传时代，借助于智慧的观念的传布，口传诗人以神的代言人的身份控制人们的知觉和感觉。因此，在早期社会，文学权力是一种其合法性来源于神祇的卡里斯玛权力，并具有实践意义。在文字印刷时代，文学借助于书籍的稀缺性获得了表征领域的垄断地位。通过对于两种有代表性的文学观即诗言志和摹仿说的考察，我试图揭示文字书籍时代的文学与统治者具有同谋关系，并由此指出，在前大众媒介时代，文学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传统的权威，其实质是一种话语霸权形式的符号权力。在大众媒介时代，文学由于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挑战，被迫改变了叙事策略。出现了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二元区分，与此同时，文学观念也出现了由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谋求艺术自主性的转变，并导致了文学场的形成。与文字印刷时代文学权力主要诉诸文本所建立的意识形态化了的符号体系不同，大众媒介时代的文学权力即文学场的权力，亦即文学家立足于文学自律，并借助于以此获得的符号资本，以社会公义代言人的身份干预社会的权力。文学观念由统摄一切的神祇的智慧，降而为与统治阶层同谋的“文以载道”，再降而为回归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自身。文学表征能力的降低以及指涉范围的缩小，意味着文学权力的逐渐衰竭，以及文学合法性的逐渐流失。

但是对此深入的分析，不仅仅必须在表征领域里进行，而且，还必须讨论权力如何以各种形态作用于文学之上，从而在操作层面决定了文学的终结。由于在诸权力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具有强制性和支配性的权力，因此，第三方面内容集中讨论了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是如何侵入到文学的领域，并在何种层面上构成了文学合法性的危机。政治权力通过在文化生产领域内部构建的三重区隔原则：即在文化等级系统里哲学、历史等叙事话语与文学叙事话语的对立；在文学内部，正统文学与异端文学的对立；以及在异端文学内部，遵守或违反官方话语的两种文学的对立，将文学转变为表达自己的表意策略。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政治权力赖以发生的话语条件，因此，政治权力并没有使文学完全丧失合法性，但经济权力则彻底摧毁了文学的合法性。经济权力不仅仅通过构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区隔，以经济资本的宏观调控从外部左右文学场的文学生产，而且，还通过它的代理人即大众媒介侵入到文学场的内部，通过将受制于市场强制和媒介需求的通俗文学的成功模式设定为普遍原则，僭称自己才是文学场的合法标准。先锋派不断的符号斗争以其固有的戏剧性和表演性迎合了大众媒介的叙事模式，而种种骇人听闻的艺术革命则呼应了大众媒介的时尚逻辑。永无休止的文学创新以及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文学体制对于先锋文学毫无节制的加速经典化，耗尽了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全部资源，终于使文学从现代主义走向了后现代主义的大逃亡，而后现代主义则表现了文学病入膏肓的全部症状。[13]

四

显然，如上所述，我在该书（它是我完成于上个世纪末的博士论文）中企图通过一个社会学立场，特别是通过某种普泛化的权力尤其是符号权力的概念，来掩饰一种所指不明因而宽泛无边的多元决定论，并力图用文学权力的历史演变的总体描述，为艺术终结的逻辑提供具有似乎可信经验内容的某种论证。我当然没有那么乐观地相信自己已经为解决这一命题画上了休止符。事实上我一直期待着能读到让我产生学术兴奋的质疑或反驳。除了我认为基本上可以勉强对付的某些挑战外（见该书结束语部分），我甚至还设想到了由于自己的决定论倾向必然会导致的某些不足。[14] 但这些并不足以彻底推翻我的全部论证。我遇到的致命一击来自于艾尔雅维奇一篇论文：《当代生活与艺术之死：第二、第三和第一世界》，并在其启发下，我仔细重读了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虽然我认为自己的某些具体观点，作为理论的碎片，仍然能够站得住脚，但是必须坦白承认，在最为关键的方法论上和最终结论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学理漏洞，以至于几乎可以使我煞费苦心营造的理论防线有决堤之虞。

比格尔赞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阐述的观点，认为即便是最抽象的范畴也只是存在于某些条件之中，或从某些条件出发来思考才具有充分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些范畴正是那些条件的产物。由是观之，一方面，某些范畴是始终有效的，但另一方面，这些范畴的普遍性总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关联。范畴作为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普遍性，与对这一范畴普遍有效性的感知，这两者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因之，诸如艺术或文学这样的抽象概念，必须总是诉诸历史具体性才能达到真实的理解。比格尔在这个意义上区分了现代主义与先锋派，认为前者仍然处在艺术体制内部，而后者则不是批判形形色色的各种文艺思潮，而是批判作为这些思潮基础的关于艺术的不言而喻的集体性共识，也就是对资产阶级艺术体制的批判。现代主义艺术看上去在否定自身，但就其艺术起作用的方式而言，它仍然基于艺术自主性的原则进行自我表达；至于先锋派艺术，则攻击了作为资产阶级艺术体制的艺术自主性本身。先锋派运动从以下三方面对艺术体制发起了全面的进攻：艺术与生活实践的分离；个性化生产；个性化接受。比格尔认为，只有当事物完全展开时，该范畴的普遍有效性才成为可认识的，同样，正是因为先锋派运动的出现，对艺术本身的客观理解才具有了可能性：“只有先锋派才使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手段成为可认识的，这是因为它不再按照一种风格的原则来选择手段，而是将这些手段作为手段来运用。”[15]

比格尔的论述虽然是针对西方艺术的，但是其启发性在于，他可以帮助我们在新的基点上重新思考艺术观念。如果艺术终结了，那么，我们接下去该问：是哪一种艺术终结了？艾尔雅维奇批判性发展了比格尔的思路。他指出，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艺术已经不再具有历史的重要性，在第一或第二世界，“我们可以以统一的世界性的方式来谈论艺术的死亡或者艺术的终结（即把‘艺术’作为普遍范畴来谈论）。”[16] 用丹托更加简明扼要的话来说就是：“艺术会有未来，只是我们的艺术没有未来。我们的艺术是已经衰老的生命形式。”[17] 这些话语的要害之处在于，人家沸沸扬扬说了半天的艺术终结，其实只是说的是别人家的内部事务，特别是指现代主义艺术。[18] 另一方面，艾尔雅维奇又认为，第三世界和非西方国家的艺术其实还“具有社会的、政治的，甚至是民族的影响力和重要性。”[19] 其实，类似观点佩里·安德森在一篇发表于1984年的文章中早已指出，现代主义的创造活力既基于社会条件，也基于文化条件：独裁政府的压迫与官方艺术体制变成了现代主义攻击的标靶，而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接受则为艺术家们的反叛灵感提供了现实的支持。但是二战结束之后，帝国的崩溃使得现代主义运动失去了驱动力，先锋派的艺术实践更多地被表现为利奥塔说的那种事件的功能，其实客观上倒是与交换价值或算计理性具有了共谋关系。只有诸如拉美这样的传统与现代性并存并且相互对立的地方，伟大的艺术才可能继续存在。[20]

上述论点为我重新清理过去的思路提供了一个全面自我反思的机会。我意识到自己学术上的重大失误在于，我没有从艺术地理学上进行必要的区分，也就是把作为西方当代文化事实的艺术终结弥散开来，当成对于中国当代语境也同样生效的普遍性判断，最终忽视了中国与西方各自文化空间的根本性差异。特别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现代主义的文学革命，至于新时期的所谓先锋派写作实验，虽然确实出现了形式变成了内容的“语义萎缩”（比格尔语）状况，但这些文学实践只是昙花一现，而且由于没有跟更深的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这些文学景观最后仅仅变成了徒具形式外观之美的花拳绣腿，并由于缺乏真正的内在张力很快丧失活力，那些所谓先锋派作家们也像他们当初快进一样快退，也就是回归传统写作。因此，用以解释中国当代文学死亡的若干观点尽管仍具一定解释效力，例如机械复制技术对文学的挑战，例如经济权力通过渗透到文学圈子内部来威胁文学的自主性，等等，但是作为系统解释艺术终结的具有必然性的结构性要素，似乎已经很难自圆其说了。

对自己过去所抱持的艺术终结观的自我清算并非本文的主要任务。讨论到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艺术本身并不会寂灭，[21] 因而，当我们展开艺术终结这一命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反问自己一声：何种艺术终结了？西方学者讨论的艺术终结，实际上是指一种特殊类型的艺术存在已经寿终正寝，其含义用凡蒂莫的话来说：“在强的意义也就是乌托邦意义上来说，它表明了作为一种特殊事实的艺术终止了，这种艺术由于生存的更新与再整合而与经验的其余部分区分开来；在一个弱的意义，也就是现实的意义上，它指向作为大众媒介领域扩张的那种审美化。”[22] 凡蒂莫这里告诉我们，那种追求自主性的艺术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贯彻了大众媒介逻辑的审美化。比格尔指出，正是历史上的先锋派运动对这一艺术的攻击才使得我们能够在外部看清这一艺术的主要特征。那么，中国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五

如果回到艾尔雅维奇或佩里·安德森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第三世界文学前景的某种程度的乐观，实际上来源于他们坚信，文学在这些地方还具有第一第二世界已经不再具备的政治功能。他们不言而喻的预设与本雅明的基本构想完全一致：即文学原本通过宗教功能获得动力，此后，随着宗教的式微，文学借助于政治功能获得新的生命能量。在西方社会，现代性已经完成了对社会世界的全方位占领，现代主义作为对于现代性的反动，已经无法有效地组织任何真正具有威胁性的攻击行动。事实上，现代主义的每一次符号反叛，到头来不仅于现代性毫发未损，反过来还强化了现代性反病毒的防御机制，其结果是不得不接受现代性为它指派的一个位置，即以艺术自主性的名义固守于孤高自赏的一亩三分地，最后在客观上构成了现代性分化了的区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以被招安的方式消解了其内在的颠覆精神。一种批判如果仅仅成为例如文学场这样的小圈子所津津乐道的集体性共识，如果仅仅被经典化或博物馆化，因而从日常实践中区隔开来，那么批判的那种不可再生的电量迟早会耗尽，无论形式技术是怎样的翻新弄巧，以补救内容资源的枯竭，也注定难逃其衰朽的宿命，更明确地说，也就是沦为后现代主义的浅薄空洞。

根据艾尔雅维奇或佩里·安德森的逻辑不难推论，由于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作为一种宏伟规划尚在实施过程之中，各种新旧社会力量由于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而无所依止，因而不得不偏离原先的运行规则（亦即涂尔干之所谓脱序），导致彼此之间的张力关系很难找到调解的机会，文学艺术因此提供了一个对诸种矛盾予以想象性解决的飞地：因为植根于文学自主性的艺术幻象可以借助于形式的外观来表征现实图景，也就是由此逃逸出意识形态的某种控制，并进而唤醒民众，发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西方现代主义乃至先锋派文化实践而言，高度形式化的文学经验与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分化原则水乳交融，符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的分工原则。即便是被生活刺痛的经验，也被赋予拒绝大众的精英色彩，从而成为一种被统治阶级特许撒野放泼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例如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社会分化或韦伯所谓合理化过程远未终结，文学艺术倒因此可以不必偏安于一隅，可以不从狭隘的精神生产部门利益出发来吟咏歌唱，而是从全局观点进行总体化叙事。詹明信在那篇著名的文章中对鲁迅的评论，以及“民族寓言”概念的提出，[23] 不妨视为这一思路的精彩出场。

必须承认，这一逻辑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观的形成无疑正是通过日本而接受自西方，我们共享了西方知识界对文学的许多普遍性理解——例如将文学想象为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形式，并将包括小说、戏曲包括在内的话语实践纳入到这个新的范畴之内加以整一性审视——，因此，从西方人对文学意义的认识出发，来对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前景做出分析判断，确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是，当西方的文学观舶来中国之后，中国文学一方面固然发生了大范围的断裂，这已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视为常识，例如我们告别过去的诗文传统，从各层次的教育体制、政府文告或媒体写作入手，将文言文写作扼杀在萌芽状态，并按照西方的文学观重构文学的历史系谱和现实存在，使得长期以来被视为小道末技的小说戏剧摇身一变而高踞于民族文化的圣殿；但中国现代文学是否仅仅意味着用现代汉语写就的西方文学呢？中国现代文学是否可以视为西方文学一个蹩脚的学舌者？当艾尔雅维奇们似乎客观地勾画第三世界文学莺飞草长、欣欣向荣的蓝图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究竟是一种憧憬和向往，还是一种隐晦的文化怀旧，如同当代西方建筑师们在上海看到自己本土已经失传了的西式传统建筑？

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要为这一分析提供理论依据，我们有必要重新提及詹明信对鲁迅的真挚赞美。詹氏的评论可能让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中国读者感到亲切且自豪，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考察他的文学历史观，我们可能会产生别一些想法。在一次演讲中，詹明信将三种文化类型与三个历史阶段颇为黑格尔主义地联系起来：即与市场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相对应的是现代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相对应的则是后现代主义。[24] 根据这一线性的历史叙事，鲁迅所处的市场资本主义与其自身的现实主义写作，不仅仅表征了上个世纪早些时候的中国文学场域的基本性状，实际上还指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普遍性质。因为，中国显然根本没有经历现代主义的文学范式的断裂式结构转换，从三十年代以来的现代诗派、新感觉主义、象征派，到新时期的朦胧诗派乃至王蒙等人的文学实验或先锋派小说的出场，从根本上来说，都并不意味着一场现代主义文学革命已经改写了文学史的版图，而是意味着某些新的美学因素补充、发展了原有的现实主义文学。换言之，所谓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从来仅仅意味着形式技巧的革新，或者仅仅意味着具有某些现代派写作技术的现实主义文学。我们也许出现过所谓表征的焦虑，出现过反对自身的艺术实践，出现过炸毁语言的语言游戏，出现过指向颠覆的虚无冲力，出现过将形式予以内容化的叙事，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把这些形式变革与某种指向客观认识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没有与对主流话语的深刻批判亦即与某种对真理的揭示结合在一起。如果这样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我们不情愿面对的结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进步，现实主义君临一切说明了，我们还处在第一世界早已抛弃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现实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与我们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倒是彼此呼应。这样，我们从詹明信对鲁迅的称赞，根据其理论系统推出来的逻辑结果，他隐含的意思是：中国实际上不光是在政治经济上是第三世界，其实在文化上也还处在落后第一世界一百多年的前现代主义阶段，假如这个推论可以成立，我们就会得到如下颇为吊诡的结论：一方面，我们可以非常乐观地想象中国文学未来可观的前景，这说明对中国而言文学并未终结，中国未来的文学说不定还会重演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革命史，好戏还在后头；但另一方面，需要提醒我们不必过早额手称庆的是，这同时也就表明，中国的文学还很落后，还处在发展的较低阶段。[25]

六

我这里并不想用西方中心主义之类的帽子扣在西方学者头上。我认为，任何人思考问题，可能都难免会从与自身休戚相关的既定生存状态出发，而无法真正从他者的角度来立论。对他者维度的强调其意义不过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己的思考过程、成果，乃至建构思考对象时所采用的策略，保持警醒的反思立场；也就是它的重要功能在于纠偏。说到底，中国人的问题还是需要中国人自身来解决。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即我们根据西方对艺术终结或艺术历史演变法则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对中国语境条件下的艺术实践很难具有较强解释力。因为众所周知，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与大半个世纪之前的中国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与此同时，今天中国文学的主流其实还是现实主义风格，至多是含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因素的现实主义。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说法：即在这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长度中，中国的政治经济面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文学却能纹丝不动，或出现的只是枝节上的变化？仅仅用现实主义这样大而无当的标签来命名并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看来似乎容易丧失阐释的精确性和具体性。

我想，是不是可以从另一种角度重新检讨中国文学的现状和未来？如果我们上文强调了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断裂的特征，我们是否也可以考虑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在某种被忽视的意义上仍然是古典传统的接续呢？这里说的继承，并不是指类似于诸如鲁迅的小说中的白描手法或冷峻的笔调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这样一些比较琐屑且偶然的微观层面，而是指对文学的整体看法不得不受某种中国固有的深层精神秩序或集体无意识的牵制、选择、重组，亦即形塑。我这里想要表明的基本假设是，尽管我们的艺术观源于西方，并且我们根据西方仿建了自己的文学艺术体制，但是我们仿建的同时也由于受到中国本土原有的精神秩序的压力而产生了系统的变形，这样，如果我们仍然援用西方的相关尺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评估，就有失焦之虞。

如果遵循这样的致思路径，实际上我们就在某种程度彻底上放弃了前文的文化社会学的解释立场，而参照了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某种视角，并再度与黑格尔进行另一个层次的对话。在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中，他分别从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来处理历史知识。即外层的政治、军事事件的历史；中层的社会经济的历史；以及内层的人文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历史。布罗代尔认为，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但是必须历时千年才能获得深切的观察。我们相信，如果要理解研究对象必须求助于某种结构要素，而这些结构要素作为超历史的恒定常数只有透过长时段的历史筛积才能看清，那么，仍然采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常用的分析技术来加以考察，就难免有一些力不从心。当我们审视作为具有特殊内涵的艺术的范畴时，我们就必须将西方艺术观整体客观化，特别是将使得西方艺术观得以可能的、亦即建构了西方艺术观的经验条件予以客观化。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无意识采取一种对视立场。这样，我们应该跳过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交流的历史，而把注视的目光回溯到使中西方的认知、情绪、趣味、感觉等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上来，即构建、组织了我们经验的某种心智构型上来。准确来说，这种所谓心智构型其并不具有康德意义上的纯粹先验的性质（例如对于时间或空间的直观能力）。它其实是历史性生成的，但是由于某些特殊地理、气候、社会生活等条件的作用，历经千百年来的潜移默化，在某个社会共同体内部形成的某种具有超历史性质的心智结构。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它同样表现为对于历史的遗忘，并通过这种遗忘，将自身予以合法化和自然化。

但是如何辨识或理解这种精神秩序？我们可以借助于福柯称之为认识型的这一概念来进一步阐发，并先从西方说起。福柯认为，在某个历史长时段中，存在着观念、体制和经验的某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尽管正像弗洛伊德说的无意识那样以匿名的方式存在，也就是以不为人知的方式发生作用，但是它却决定了某个长时段所有话语和知识的结构原则或存在条件，它将诸种事物予以区隔，将不同的意义或价值指派给它们，并为我们的交往行动进行奠基。要认识支配我们信念的知识型，也就意味着：“重新发现在何种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是可能的；知识在哪个秩序空间内被构建起来；在何种确实性要素中，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得以在哲学中被反思，合理性得以塑成，以便也许不久后就会消失。”[26] 福柯对欧洲历史曾经出现的三种认识型，即文艺复兴型、古典型和现代型的嬗变，进行了所谓考古学探讨。但是，这三种认识型本身是否其实也是基于某个不言而喻的心智秩序的基础之上呢？事实上，认识型（épistémè‎）这个概念本身就已经明确的表明了这一切，即三种认识型间存在的区别并不妨碍它们的相同之处，即无非各各是区别于意见（doxa）意义上的认识的一种形式。胡塞尔认为，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决定了西方人整体精神形象的希腊人，其关键性的特性是：“人被观察与认识世界的热情勾住了。这种热情由一切实践的兴趣转向它自己认识活动的封闭圈子，在那个时代专门从事这种研究，建设并且只希望建设纯粹的theoria（引者案，理论）。”[27] 在希腊人那里，产生了一种哲学上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不是由于对非同寻常事物的刺激而感到猎奇式的惊异、惊羡或惊叹，而是出乎非实践目的的亦即认识的兴趣。这种理论性态度意味着认识理性的诞生，西方人并且逐渐将此一理性运用到生活世界的一切领域之中。希腊文明研究者汉密尔顿如是说：“我们最主要的也是最具本质特点的活动是我们对智力的使用。我们身处的社会是建立在理性观念上的，情感体验和直觉认识只有在有了理性的解释的时候才会得到承认。”[28]

可以说，认识的冲动与激情构成了西方全部认识型的基础。这就不难理解，对西方而言，赋予艺术以价值的元功能也被设定为认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对柏拉图来说它是一种不准确的感性知识，他的批判者亚里士多德却认为它呈现为一种比历史更具普遍性的真理，这两者之间貌似深刻而不可调解的冲突，实际上是基于艺术乃是一种知识这个共识基础上的冲突。[29] 可以说，如果认识的兴趣作为一种先验的生活形式，扩散到整个生活世界之中，并作为感知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条件，帮助西方人构建了经验图式和趣味尺度，那么，西方的文学艺术自不可能处于此一阃域之外。由于认识本身的存在方式总是不断采取一个反思自身的形式，这样，文学艺术也常常被迫自问，哪一种书写形式或风格才能最有效地达到美学意义上的真理？西方历史上各种艺术思潮或文学运动的符号斗争，所争夺的不过是表征艺术真理的垄断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对真理的不断更新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文艺作品的美学革命的幅度：刺激起文艺家或学者们发起论战激情的发问形式常常是，浪漫主义者所表现的主观感情与现实主义所客观反映的现实，哪个更具有真实性呢？强调能够达到总体性视域的批判现实主义，与通过否定的形式来表征自身的现代主义，哪种写作更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真理观的变化，形塑了文学或艺术的历史的内在推力。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确实体现了西方人对于自己艺术观念最全面最深刻的自我理解。[30] 丹托清楚地指出了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客观意义：“他的思想要求有真正的历史连续性，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进步。这里谈的进步并非那种不断完善的知觉相等物技术的进步。相反，这里是一种认识的进步，显而易见，在这里艺术渐进地接近着那种认识。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31] 艺术的进步如果可以理解为某种认识上的进步，那么，一旦它达到了自我意识，也就是一旦认识获得了自我实现，艺术也就完结了。尽管对黑格尔来说，他所理解的艺术是所谓浪漫艺术，比格尔所讨论的艺术的终结者是先锋派艺术，但是，在艺术变成哲学的意义上，这两者并没有任何根本的差异。无论是浪漫艺术还是现代主义艺术或先锋派艺术，就它们不可挽回地走向反思，走向某种破坏状态，就它们从内部耗尽其可能意义而言，它们之间的区分仅仅是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从浪漫艺术到先锋派艺术，艺术走上了死亡的慢车道，海德格尔用先知的口气告诉我们：“这种终结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于它需要经历数个世纪之久。”[32]

七

另一方面，对胡塞尔来说，西方人在“意见”（doxa）及生活世界的认识领域，与在“认识”（épistémè‎）中的科学认识领域之间存在着断裂。[33] 而对于非西方的中国，就没有发生过这一断裂，也就是说，我们寻求的是那种实践而非认识意义上的普遍性。这事情往坏处说，像刘小枫说的那样，中国人在精神上生存于一重世界之内，只好接受命定沉沦的历史厄运，[34] 但是往好处说，我们也可以认为，当人类的生存被限制在一重世界这样的可能性之中，而不是浮士德般徒劳无益地追随理念要求我们所认识的无限时，我们才能真实地获得生命在在闪现的意义与价值。无论是牟宗三还是法国哲学家于连，他们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规定了中国人生活形式的决定性倾向并非认识，而是智慧，特别是关于生命的智慧，我们也可称之为智识。[35] 如果这个判断是大致可信的，那么，在智识的改造下，我们对自己的文学观以及中国的艺术的未来又该如何理解呢？

显然，认识是可以取得不断进步的，但是智慧是很难说处在时间序列之中。西方的逻各斯引导着自己顺着逻辑长链去不断创造、革新、超越，它自己固有的反思性会通过不断否定自己的逻辑起点以获取再生能量，从而将自己带上无法止步的不归路，直至所谓哲学的终结；另一方面，正如于连非常精辟地指出的那样：“智慧是没有历史的。人们可以写一部哲学史，但写不出智慧的历史，这就证明智慧是没有历史的。没有历史，首先就意味着智慧不是历史地形成的：圣人什么也不提出，所以别人就没有办法反驳他。智慧本身就是无可争辩的，因此，也就不要期待会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要希望它会有将来。智慧也就成了思想当中反历史的部分。”[36] 如果在智慧之中，仅仅存在着变化（如同《易经》所表明的那样），而不存在着结构性裂变（如同浪漫主义之战胜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之战胜现实主义），那么，与认识所期待的知性把握不同，“智慧根本就不是供人理解的东西，而是供人思索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像润物细无声一样，一切都在过程当中，智慧是供人‘品味’的。”[37] 那么，中国的文学艺术赖以奠基自身的东西即美学意义上的智慧，它要求我们期待的，并非刷新对于事物的认识，而是电光火石而茅塞顿开，是去粘解缚而自得于心，是观古今于须臾而抚四海于一瞬。对中国古人而言，对事物的认识不必谋求标新立异，与圣人的教诲分庭抗礼，但是在表现古人之意时，又不可墨守成规。正如刘勰说的那样：“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38] 皎然认为，这个道理非独诗文而然：“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吾始知复变之道，岂唯文章乎？在儒为权，在文为变，在道为方便。”[39] 在这样的智性系统中，我们可以讨论修辞技术的变化，也就是可以讨论诸如“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那样的写作焦虑，但是一般性地讨论文学的进步、美学的革命或历史的演变法则却是没有意义的，进而言之，讨论艺术终结问题也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仅仅着眼于艺术形式的演变历程。

八

现在我们可以停下脚步，简单回顾一下前面的论述轨迹。假定讨论艺术终结是可能的，这就意味着艺术存在着一个历史。设定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也就相应要求我们思考那些支配或影响历史进程的动力。我曾经以文化资本的概念为核心，试图从一种唯物主义文化社会学立场出发，对此加以系统性阐释。但是，进一步的阅读和思考让我意识到，文学艺术的概念必须历史化，因而适应于西方的艺术终结的相关论述，未必同样适用来解释中国的文学艺术实践。一旦考虑到跨语境条件下的艺术观，我们同时也可以考虑调换观察视角。本文借鉴了年鉴学派的那种大历史视角，并从于连对于中西方深层精神结构的分析中获得启发。我们假定，虽然当代中国的艺术观实际上是经过日本从西方输入，但是，文学现代性输入到中国之后，橘逾淮为枳，由于文化水土的差异，深层心智秩序的压力会导致其存在和接受方式的巨大变化。我赞成于连的判断，即这种深层心智秩序在西方表现为认知，在中国表现为智慧。艺术作为连接人与世界的通孔，其价值得以实现的条件或形式，也同样可以分别理解为认识与智识。由于认识内部包含在一种辩证运动的张力，所以对西方人来说，艺术是历史性的，因而它也可以导致终结；但是智慧的逻辑却是无偏无党而允执厥中，无所确立而无不确立，悠然兴会而神与物游，因此除了形式技术之外，很难讨论其历史，而形式的创新向未来开放，原则上是不可能终结的。

我们是否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的艺术不会走向终结呢？吸取以前失败的教训，我愿意持一种更为谨慎的看法。我们必须承认，用西方的标准来看取中国艺术实践可能会导致胶柱鼓瑟乃至郢书燕说，但是，用智识这一深层精神秩序的形塑力量来对中国的艺术的现实与未来进行宏观把握，似乎又容易招致太过简单化的责难。我们这里不仅仅是说，我们应该具体论述智慧与文学实践之间赖以发生相互作用的具体中介机制，应该指出智慧如何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形塑中国的艺术；而且还需要说明，如果认识型曾经经历过三次历史性断裂，那么，智识在遭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情势下，是否也经历过或正经历着某种裂变呢？于连对中国深层精神结构的描述，基本上建基于对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材料的基础上，用智识来描述彼时的中国文化实践可能具有相当程度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但是在自觉接受西方文化洗礼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的当代中国语境条件下，这种有效性和正当性是否要打折扣呢？我认为，中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无论是物质层次的体制形态，还是观念层次的作为集体意识的观物方式——尚处在形成过程中，尚未完成其现代性的基本规划。中国传统的智识型与西方的认识型两者在建构我们的生活世界的时候均未取得决定性优势，将来谁会获得支配性位置？将来是否可能融汇成某种新型的精神构型？我们现在很难做出判断。我们可以再一次引用黑格尔的名言：密涅瓦头上的猫头鹰到黄昏才会飞翔。理论反思总是后于给定实践。既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尚在途中，那么，我们对中国的艺术是否必将终结，还是谦逊地保持沉默吧。

《文艺研究》，2008年，第3期。

今天清明节，没有精力写文章，贴上一篇读大二时的旧文，纪念我的父亲。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时节的雨，难道有什么特别忧伤的韵致吗？我曾在蒙蒙细雨中，独自一人，访问过虎丘剑池。山瘦水寒，四顾寂然，西风更兼细雨，点点滴滴，化作迷茫的雾气，笼住了千古名山。一阵空灵和寂寞的感觉涌上心头，这是一个被遗忘的世界，我是来追念古代叱咤一时的幽灵，还是慰问被冷落的剑池水？我不知道。只听得到处袭来的风声雨声，淅淅沥沥，滴滴嗒嗒，滋润了苍老的枯藤，浸湿了青黛的石壁，注进了黝浑的剑池，沾湿了我的头发，迷蒙了我的眼睛，漫天细雨还是不紧不慢的下着。相看两不厌，只有剑池水。我记得我那次在那儿，伫立了很久、很久。

我也曾在蒙蒙细雨中，独自一人，登上太湖中的孤岛。看不到一片帆影，听不到一声渔歌，远波连天，浩浩而来，撼击着小岛。白珠似霰，漫天乱飞。我不知道哪儿是天，不知道哪儿是地，不知道哪儿是湖，不知道哪儿是岸，眼前全糊成白茫茫的一片，一切的界限全消失了。仿佛空寂的宇宙只剩下孤零零的我和我脚下的小岛。我静静谛听着巨大的涛声和细碎的雨声组成的雄伟的乐章，凝视着浑浑沌沌的、莽莽苍苍的三千水国，俯首弹丸小岛，于是，朦胧的太湖雨景掺合着朦胧若有所失的惆伥，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细雨中，我总是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意境，深沉而悠远，怅惘而低徊，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被它驱使着，沉思默想。但是它究竟是什么，却是太捉摸不定了。

我喜欢飘散的细雨，尤其喜欢清明节的细雨。然而过去的清明雨却没有什么忧伤。“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风化雨，春雨雨人，清明的细雨是可喜的，我不是忧郁质的人，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清明雨带来的更多是人间的温暖。

清明节也许是个最平静的节日。我家家境贫寒，每逢过春节、过立夏，或者是中秋、端午，别人家杀鸡宰鹅，买西瓜、买月饼或者做粽子，忙得热火朝天，我家仍像古时寒食节一样冷清。也真奇怪，我们姐弟三个并不吵着要吃这吃那，大约是父亲早就教给我们安贫乐贱、淡泊甘守的道理吧。但清明节却有制作简单却非常好吃的食品。早晨，我摘下院后河边带着露珠的杨柳枝，采下树叶，母亲就把它与洗净的葱调到稀释的面粉里去，再把面粉均匀地涂在平底的油锅上，加上油、盐、糖之类的调味剂，一会儿功夫，油花花、香喷喷的摊饼（这是方言的说法，它的学名也许叫做烙饼吧）便做好了，爸爸和我喜欢吃甜的，妈妈和姐姐喜欢吃咸的。通常总是妈妈在灶上掌勺，大姐在烧炉火，二姐端水递碟，做妈妈的帮手。爸爸却自顾自地扎着孙悟空风筝，神气活现提条金箍棒，手搭凉蓬，做出要腾云驾雾的架势，一副猴头猴脑的嘴脸，打扮得花花绿绿的。我托着下巴看他扎。每次我们出去放的时候，人家都说扎得好。也难怪，爸爸喜欢猴，他自己就属猴他还会打猴拳。我喜欢这时茅屋外的细雨，细雨轻松柔缓地降落，沙沙地溅起细微的白珠，汇成无数小小的溪，悄悄地流走。纷纷飘散的细雨，无形之中，使我们家其乐融融的气氛更加融洽了，把闲淡恬适的天伦之乐不知不觉地诗化了。

我和姐姐因了雨谁也不到外面去玩，也不愿去。妈妈会做好吃的，爸爸回讲好听的，到外面有什么意思呢？爸爸喜欢用平缓的语调讲孙猴，讲白雪公主，小锡兵，大拇指和生命水。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摊饼里要放柳叶，而且含露带雨的最好。他说这样才清新香甜。还有什么原因呢？观音净瓶里为什么要放杨柳枝？清明节的雨就是观音净瓶里柳枝蘸下人间的净水。清明雨最甜。杨柳是新生的，最新鲜的东西，冬天掉尽了柳叶，万物复苏的时候，它第一个萌出新芽，报告春天的到来。爸爸那时没说，清明节是凭吊先人的节，摊饼里放杨柳，是有象征意义的。祖母在我出生以前早已去世了，爸爸虽有点哀伤，但终究是淡淡的，祖父那时还健在。一家人围桌坐下，一边吃摊饼，一边随便说着话。如果爸爸仍在讲他的故事，妈妈就催他不要忘了吃，又叫二姐吃慢点，锅里有的是。我说明后天天气好的话，就去放风筝，并且邀请爸爸妈妈一块儿去看，大姐便自豪地说我们家的风筝每回总是最大，飞得最高，也扎得最好。

小院里潇潇细雨仍是从容不迫地下着，闲逸自如，似乎跟我们一样快乐。阶前檐下的雨一滴滴，一声声，伴着细碎的节奏，好象弹起了一支悠悠的古老的摇篮曲，又好象一曲简朴而有情趣的牧歌。这时的雨是一种安详的慰籍，这时的气氛似乎特别温馨和顺，仿佛人人都自然而然地感觉到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谁也没有焦躁不安的情绪。飘散的小雨，对人的心情起调节缓冲作用呢，还是起净化作用？我永远忘不了，我家小院的那间茅屋，我们围在圆桌吃饼说话的情调，忘不了，笼着茅屋的清明细雨。

但是，眼前的细雨却仿佛含着无限的哀怨和依恋，时疏时密，时舒时骤，如丝如缕，如泣如诉。每一滴雨都仿佛是低沉的音符，纷纷地洒向人间，回旋在人的脑际，绵绵不绝，缠绵悱恻。如果说过去雨中探虎丘剑池和登太湖孤岛，那时的惆怅是少年难以排遣的莫名感伤，那么，也许，现在这个感伤具体了、充实了。半年前，父亲在一个细雨沾窗的凌晨悄然辞世了，这个沉重的打击使我真切地感觉到了生活的意义。在虎丘，风景依旧，故人已去，抚今叹古，我隐约体味到人生的无常；在太湖，观烟波浩渺宇宙之大，察沧海一粟芥豆之微，我依稀省悟到生命之渺茫。细雨给它们罩上若隐若现的轻纱，唤起了虚幻的梦，然而毕竟还是太间接了、太抽象了。任何美好的东西迟早都是要消逝的，人生易老天难老。父亲那么慈祥，那么和蔼，那么可亲，那么可敬，竟就这样无缘无故地离开了繁华喧闹的人间尘世，带走了他的音容笑貌，带走了我们清明吃饼的天然乐趣，带走了他的动人的童话世界和父爱，带走了他的风筝和猴拳，长长地进入了无梦之眠。这是可能的吗？我曾经一百次地怀疑，又是多么不情愿地一百次地证实呀。

细雨依旧迷蒙，料峭春寒，今天似乎特别凄冷。物是人非，世上有多少事值得叹惋呵。想千里之外鬓发半斑的母亲，又该触景生情，不知几次伤心地对隅暗泣了。河边的孤坟，风拂雨抚，他会睡得更安谧些吗？

清明的春雨，是观音用杨柳枝蘸下的净水，是珍贵的琼浆圣水，既然过去了的已经枯老，不能复苏，那么就滋润新芽吧。让新芽快快生长，生活在新的世界，人生代代无穷已，以后还会有慈祥的父亲和和谐的清明节，还会有风筝，还会有新故事的，什么也不会停止，人生在这种意义上，难道不跟清明的细雨一样，是永世恒传的吗？

这样，一片欢歌笑语声中，我们到了名之曰“Camp Living Water”的宿营地。我琢磨着这英语表达好像难称雅驯，不就是“活水营地”的意思么？他们对瀑布的表达，“waterfall”，直译就是落水，直白得很。上次去北卡另一所名校UNC（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其竖立的牌子说自己于公元1789年“open door”，直译也就是“开门”。

我们落脚的地方，是山中的一栋小木楼。我和一位印度人以及斯蒂夫住在一起。房间很简易，类似于80年代中国的大学生宿舍，里面家徒四壁，全是床位。当然，热水器和空调都是配备了的。Camp Living Water位于山间的一块空旷的平地上，除了主楼之外，还有几个作为活动场所的附属建筑，里面有乒乓球室、篮球馆之类，甚至还有室内攀岩的设施。室外是长势良好的草坪，可以打羽毛球、网球，或踢足球。老朱虽然好动，但是心动而不是身动。所以这些体育设施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于是就举头四顾，看看上面的蓝天白云，看看远处含黛的群山，认真吸了一口新鲜口气，对自己说：这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

次日早晨，斯蒂夫开车送我们去参观一个关于印第安人的博物馆。美国人倒也不回避罪恶的过去，利用各种声光化电，再现了印第安人的宇宙观和日常生活的方式，以及自己殖民掠夺的历史。印第安人现在生活在保留地里，这片广袤的土地的原主人现在变成了边缘的存在，甚至变成了旅游观光客好奇的目光所猎取的对象。基督教的一个理论预设是人都是有原罪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替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吃这样的事情一代代背黑锅。究竟它的叙事是否事实，我吃不准，不过，我基本能够吃准的是美国今天的繁荣昌盛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它的殖民原罪基础之上。对这个事情感到忏悔是一个现代文明人该做的也值得称许的好事。不过忏悔的一项意想不到的好处是，它使得忏悔者对其所犯的罪行变得可以原谅了，如果说还不能达到正当化效果的话。我们读完卢梭的《忏悔录》，并不会对作者切齿痛恨，我以为并不全是因为其文笔上的要眇宜修，美学的快感战胜了我们的道德冲动，也是因为他通过自贬以达到自赎这一心理学策略上的成功。主动的低头认罪反而让他获得了道德制高点，我们要是继续穷追不舍，倒反而使我们显得心胸狭窄不够厚道了。

返回途中，天开始淅淅沥沥下起了雨，而且这雨从小雨变成了中雨，从中雨变成了大雨，最后从大雨变成了暴雨，不过很遗憾，我没有听到大陆彼岸的第一声春雷。现在窗外可真是雾海茫茫了。但是这大雾不是广告上说的蓝色云霭的那种云雾，而是把我们紧锁在山路中使得车子只能踽步慢行的雨雾。众人皆说，这可怎么整呢？啥都看不到了！我就开始对大家表示忏悔。我说必须坦白承认，这雨是我带来的。因为我属龙，龙从云，所以雨师风伯之徒有时不免就有相随之意。证据就是，自从03年，我每年跟华东师大中文系旅游，每次都会风雨大作，搞得来大家都很扫兴。不晓得今年他们到哪处去玩，看来不会遇雨了。这时突然车子停了下来，斯蒂夫告诉大家，此处就是田纳西州与北卡莱罗纳州交界的地方，1940年罗斯福就到这里签下了文件，将大雾山确定为国家公园。其实所指之处，除了有个标明州界的标志之外，别无长物，但免不了就有些同志冒雨跑下去在界碑处拍照留念，并且为在田纳西州那一侧踩了一脚而沾沾自喜。对这种“唯名主义”，我一向是有一些鄙夷不屑的，虽然我也时时不能免俗。

用完午餐，斯蒂夫就告诉我们，要是不选择呆在营地，可以兵分两路，其一是实地攀岩，需要手脚并用；还有一种，就是在这附近的一个山谷里hike，也就是踏青远足。据我看，这雨虽然时大时小，但老天脸色阴沉沉的决没有消停的意思。我要是选择前者，虽然道路刺激而行为生猛，但从实际效果考虑，不仅会湿足，而且会湿身，因为我没有穿防雨衫，事实上我就没有携带任何雨具，而搞得一声泥泞会有损形象，我也没有多备衣裳以为候补；要是选择后者，雨大了，可以躲在借来的雨伞下，听听山中的风声雨声，零距离接触大雾山的雨景，这也挺别致。雨小了，可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更能做适性逍遥状了。心下盘算已定，就跟着斯蒂夫的车出发了。

这处景点不详其名，山路上有一些简单的指示牌，告诉我们必须弃车徒行。山中小径是缘山涧而向前延伸的，所以“行到水穷处”在这里就不再是一种无意为之偶然兴到的自由意志，而是旅游线路预先设定的理性安排。但实际上，溪流在这里转了个大圆圈，而山势并未有什么特别的起伏变化。偶尔看到个把规模不大的瀑布，就算是个胜境，引得一干人大呼小叫，继而纷纷搔首弄姿，拍照留念。什么“重岩叠嶂”、“移步换景”、“奇峰异石”、“鬼斧神工”这一类中小学生需要掌握来描写山景的好词好句，一概派不上用场。据我这种饱览过黄山、天子山、三清山等名山因而胃口被吊高的人来看，这种风景充其量算是中下等姿色，远逊于浙西大峡谷一类地方名胜。难道传说中每年游客接近1000万，美国游客最多的大雾山国家公园竟然如此之不过尔尔？从逻辑上推测，其解至少有三：其一，他们没带我们去最好看的所在，或者太远，或者下雨不能成行；其二，这个公园以丰富多样的植被和野生动物知名，不以自然景观取胜；其三，老美对旅游的要求，并非以餐一餐秀色即单纯的视觉享受为最终目的，而是更多考虑到了身心放松的多层次需要。沐浴在苍翠氤氲的草色山光之中澡雪精神，聆听山水生灵自由奏鸣的天籁，使得人的自然禀性从社会法则的约束中暂时解放出来，也许这本身就已经足够。其实，在保持山的原始自然风貌方面，他们跟我们做法不大一样的。在这里，极少人工的痕迹，没有任何小店或房舍，没有防止路滑的石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路。山中小径，应该是旅人走多了，自然形成的。这样，漫步山谷之中，就有一种中国的名山大川很难体会到的野趣。

雨渐渐小了，几位年轻人还在叫嚣着“斜风细雨不须归”，但暝色苍茫，万一突然窜出一匹华南虎，它可以合法地吃我们，我们却不能合法地吃它，而且恐怕也没有本事吃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大家只好打道回府，返回营地，而我也正好可以来个急刹车，把这篇博文了结了。

我自认自己是属于那种不能像白求恩同志那样摆脱低级趣味，同时不幸高级趣味也比较稀缺的人。当然跟别人一样，我也拥有某些高级器官，但大多有一些毛病。比如，我严重色弱，所以对绘画就不能附庸风雅做解人状了；我曾经中耳炎严重到穿孔的程度，至今无法分辨木管和铜管，所以只能跟着流行歌曲后面鹦鹉学舌。如今看来，我除了爱读闲书写酸文之外，稍微高尚些的趣味恐怕就是旅游了。关于文章，我总是做不好的，因为我达不到娱乐大众的效果，所以我也就借驴下坡地认为这效果不重要，好这一口本身就是理由，自娱就是目的。不过达到这个目的还是要费些脑筋，所以在我个人趣味等级中是难度系数最高的；关于读书，除了科学科化学化完全看不懂的东东，无论是高头讲章还是八卦轶事，我是无所不窥而乐在其中的。不过有些书例如哲学，晦涩难懂，常常谋杀我好多不够优秀的脑细胞，所以我对读书的态度叫做痛并快乐着，这博客因此也叫做无聊才读书，此项活动难度系数亚于写作；至于旅游，我的态度犹如宋玉笔下的登徒子之好色那样，贪多务得而细大不捐，只要勉强是处泉石名胜，就登丘则情满于山，观溪则意溢于水的。所以自从我03年重返华东师大来以后，中文系组织的免费旅游，每回我都躬逢其盛。

却说我参加达勒姆一家唤作“First Baptist Church”的教堂的活动，他们利用杜克大学放春假的时间，要组织我们这些信众与信众候补者参加一次大雾山之旅。大雾山，Great Smoky Mountains，是美国东部唯一的国家级森林公园。Smoky是指常年笼罩群山的云烟。某些不解风情的朋友，竟然将这座名山直接翻译成“大烟山”，本来好端端是伯夷叔齐或陶潜这些隐君子们向往的去处，这种译名会油然让人联想起瘾君子们吞云吐雾的广阔天地。我们缴纳了80美元，教堂负责给我们打点交通、门票、住宿，以及除了途中两顿简餐之外的所有餐饮。因为目的地远在北卡莱罗纳州与田纳西州交界处，距离达勒姆有5个多小时的车程，所以教堂收取的费用并不高，大部分人都倾向于认为他们做了贴补。

教堂派了三辆车，参团人员构成比较复杂。从年龄上来看，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垂髫幼童，靡不毕现；从国别上来看，除了导游司机领队身兼数职的美国人外，中国人占了主要的比例，也有来自俄罗斯、新加坡、南美等国的学生、学者和家属，我们这车上的，还有几个印度青年人，几乎囊括了四大部洲和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顺便说一句，在杜克大学，印度人是人数上仅次于中国人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英文虽然古里古怪我们听不大懂，但是跟老美沟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的子民，他们继承了其宗主国的语言遗产，这一优势让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中，成为中国学生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要打发漫漫旅程，首先是观看窗外。这边的高速公路跟中国还是小有不同的。首先马路不如中国的崭新美观。我们的沪宁高速或宁通高速感觉比较洋气，这边的马路灰头土脸的就显得比较乡气。其次，路边也没有任何把路封闭起来的栅栏，他们好像不担心行人横穿马路；最主要的区别在路边的风景。我从未看到过一块农田或不毛之地，到处是芳草萋萋，茂林森森，偶尔有小巧而雅致的精舍小筑点缀其间。所谓锦绣天地，不加修饰，随处皆景也。看着看着，我渐渐就有些气闷。我们常常说神州大地到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可这种说法也只是一种说法罢了。在沪宁高速上行驶，你在大路两侧看不到一处荒地。无论走到哪里，除了戈壁沙漠等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你会感觉到中国的各种自然资源被超负荷地剥削压榨，生存的逼仄感在任何一个长假的任何一个旅游风景区可以获得最为直观的认识。可这西牛贺洲，分明比比皆是闲置的空地。美国佬自己不砍树木，所有影响自己生态环境的工厂都关掉，并依赖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口，然后他们的媒体可以齐声抨击中国，指责我们只顾经济发展，不管工业污染是多么严重。

但这种联翩浮想很快就难以为继了，因为坐在后排的三位来自西天的朋友按捺不住，开始引吭高歌起来，而且一曲接一曲，时而独唱，时而合唱，时而男女二重唱，完全打断了我的冥思。虽然照我粗鄙的美学标准，其声音有一些呕哑嘲哳难为听，但是单论其嘹亮豪放，还是颇有过人之处的。对这样的声音如何处理，涉及到国际交往的形象要求，这就有一些操作上的技术难度。如果认定它们属于扰民的噪音，那就要微露抗议。但是这样一来，就既显得我们缺乏泱泱大国的气度，同时也显得古板夹生而少情寡趣。然而如果听之任之，则又显得整个车子已经被他们所占领，我们在气势上已经被他们不战而胜了。我们不禁要问，是可忍，孰不可忍？坐在后排的几位同胞们唧唧咕咕一合计，说怕什么怕？咱们还不能跟他们对歌么？于是我们就紧密团结在以刘教授为专家的战地合唱团周围，开始献计献策。首先大家一致通过的，是国歌。我继而出了一个馊主意，我说，要论气势和杀气，莫如《大刀进行曲》。这天竺人吧，我们历史上是跟他们干过一仗的，虽然没听说过“印度鬼子”之类的词。现在呢，共建和谐社会了，我们讲睦邻了，要化干戈为经济了，但是唱歌无非游戏，歌声中的大刀不妨就砍它一砍，何况反正他们听不懂，不至于对他们有真实的伤害之意。众人皆颔首曰这是可以滴。然后众人又问，还有什么劲歌没？刘教授说，“社会主义好”的曲调是很雄辩激昂的，还有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类。这让人一下子反应过来，原来在中国流行的大部分歌曲，基本上都是男女相悦花前月下一类伪浪漫主义调调，来劲且为大家熟知的却基本上是革命歌曲。这样拼凑了一个节目单之后，我们就盘算着东风如何压倒西风了。大家顿开歌喉，铿锵激昂了一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然后又噼里啪啦拍手庆贺，但第二首曲子，刚刚吼上一句：“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接下去就接不下去了。那么当然赶紧换，“没有共产党，就……”然而下面仍然没词了。眼看着事不谐矣，邻座一女生急中生智，说：其实我们为啥跟着他们非唱劲歌不可？偏要唱一些靡靡之音打什么紧？大家回过神来，皆以为然。但叵耐大家还是记不住歌词，这有一搭没一搭唱的，逮住一句记得词的就一顿高歌猛进，记不住的就哼哼唧唧敷衍了事。然后就有人评论卡拉OK剥夺了我们的记忆，我们对机器的依赖使我们丧失了唱歌的能力。但毕竟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是无穷的。我们很快就发明了一个法子反败为胜了。其法如下：不管什么歌，大家能唱则唱，唱不下去的时候就拼命鼓掌起哄，造成庙小妖风大的效果，然后换一首继续如法炮制。这样我们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并成功地把气氛带到一个高潮迭起的境地，以至于我们的司机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英语教师斯蒂夫，也雄赳赳气昂昂唱起了美国歌。